今天是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九，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513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以标准化破解旅游业乱象。国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提出要提升旅游标准化水平。旅游是典型的服务行业，标准是衡量服务的一把尺，可以量出发展的短板，也可以标出提升的方向。标准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能更好地助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网）

蔡子微评：标准化建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设施标准等，能够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让游客获得更舒适、更满意的体验。同时，标准化建设还能促进旅游市场的公平竞争，推动行业创新升级。它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助力旅游业在规范中繁荣，为游客创造更美好的旅游环境，让旅游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话题关注：标准化建设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涵与实施路径研究

2、打通数据资产融资堵点。数据资产融资领域探索有了新的进展。9月25日，上海市首单5000万元商业秘密（数据产品）质押融资贷款协议成功达成，通过引入数据知识产权管理工具，对商业秘密进行标准化、可视化的价值评估与确权登记，将原本难以量化的商业秘密转化为可质押、可登记的数据知识产权标的；9月17日，包含了9家企业数据资产的“华鑫——鑫欣——数据资产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标志着数据资产证券化项目落地；8月19日，杭州市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在杭州数据交易所颁发，进一步明确了数据权属，促进了数据流通交易。（中经网）

蔡子微评：数据资产融资的突破性实践，通过将数字化生产要素纳入金融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新型信用载体。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技术基础，通过确权登记与估值定价机制，使数据资产具备可抵押、可交易的金融属性，从而激活了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这一进程不仅拓展了传统资本市场的边界，更推动了金融服务向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助力产业结构向数据驱动型加速演进。

话题关注：数据要素市场的分层确权与交易机制设计研究

3、当下，AI如何赋能跨境电商？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共同编写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5》在本届数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指出，随着技术迭代、算法逐步成熟，AI与跨境电商加速融合，广泛渗透到文本、图像、音视频等领域，在洞察、设计、选品、运营、客服、营销及供应链各环节，全方位赋能跨境电商。（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贸易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动力。然而当前我国跨境电商面临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化、数字贸易供应链协同性不强等现实问题。为此，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贸易领域立法体系范式革新，重点聚焦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优化数字贸易领域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涉及数字贸易的商标注册和保护。同时还应构建跨境数智化供应链系统，打造快速响应、定制高频数字化跨境电商柔性供应链，推动产业集群数智化转型，打造跨境电商数字供应链和产业生态圈。

话题关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赋能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对策

4、数智引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9月24日至25日，2025年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人大老博士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数智引领，普惠新局”，与会嘉宾深入探讨普惠金融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表示，普惠金融不仅体现国家金融福利水平与金融服务公平性，还要求金融在市场化运作中覆盖所有领域，满足不同收入、不同财富水平主体的多样化需求。为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需要拓展服务覆盖面，提供易用、精准的金融产品，同时推动数字金融和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为小微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以降低成本。（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普惠金融”旨在以可负担的成本，为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因此，“数智引领”意味着将数据和智能技术从“工具”和“辅助”角色转型，提升为驱动普惠金融业务核心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的引领性力量，最终实现从“普”和“惠”到“质”的飞跃。“数智引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唯有把握好技术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平衡，构建开放合作的生态，才能让数智化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个体和企业，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

话题关注：数字智能技术引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对策

5、深入推进数字住建创新发展。9月2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主办的数字住建应用与发展大会召开。大会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数字住建创新与发展”为主题，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数字住建建设、做好“十五五”数字住建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实践经验。围绕当前数字住建建设进展情况、现存问题，聚焦破解数字住建建设难点痛点堵点，从城市治理网格化数智化创新、全域数字化转型、数据资源体系建立等方面，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案例进行务实讨论。（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深入推进数字住建创新发展目前存在着系统建设与数据整合碎片化与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强化顶层设计与统一框架，建立统一的业务规范、数据标准和编码体系，建设数据中枢（大脑），基于数据流驱动业务协同；另一方面要用数字化思维理解业务本质，从解决实际业务痛点出发设计系统，持续完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打破部门间“数据孤岛。

话题关注：数字住建创新发展的战略图景、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

6、天津津南加快推动文体融合发展。近日，天津市津南区首家综合性文体中心——津南新城文体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该中心作为津南区内重点民生工程，由津南区委、区政府与荣程集团联手打造，以政企合作新模式擘画文体融合新篇章，全面赋能市民健康活力新生活。天津市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灏，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李桂峰，荣程集团董事会主席张荣华等嘉宾出席仪式。（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创新之举。这种融合打破了产业边界，将文化、体育与旅游有机结合，丰富了游客体验，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和服务。它不仅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激发了消费活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同时，这种融合模式也推动了文化传承与体育普及，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

话题关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7、又一家外企把创新中心落户上海，“中国创新”涌现哪些新趋势？“现在各行各业领先的企业都选择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汉高亦是如此。”近日，汉高大中华区总裁安娜在上海对第一财经如是表示。作为一家德国化工与消费品生产巨头，汉高黏合剂技术业务将公司全球第二大创新中心设立在了上海。对于这一决定，安娜表示，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第一财经）

蔡子微评：这背后是中国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从政策支持到人才汇聚，为创新提供了深厚土壤。同时，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与多样化场景，正成为全球创新的“试验场”，吸引外资深度参与。此外，中外创新资源的双向流动日益频繁，既推动本土技术升级，也助力全球创新链重构。

话题关注：创新资源汇聚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研究

8、天津蓟州区加快打造五大文化品牌。日前，天津市蓟州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承脉铸魂 寻韵金秋”蓟州区五大文化品牌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蓟州区副区长朱静奇介绍了蓟州区打造“独乐寺文化之眼、渔阳战鼓之雄、长城民族之魂、盘山风景之胜、蓟州烽火之坚”五大文化品牌有关情况。朱静奇介绍，今年是蓟州区文旅创新年，蓟州区坚持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打造“独乐寺文化之眼、渔阳战鼓之雄、长城民族之魂、盘山风景之胜、蓟州烽火之坚”五大文化品牌，推动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天津蓟州区打造五大文化品牌，是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从保护修缮独乐寺，到创新举办渔阳战鼓鼓楼音乐汇，蓟州既守护文化根脉，又注入时代创意，让古文化“活”起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长城魂・家国情”大讲堂结合，盘山“文化 + 旅游 + 体育 + 生态”融合，还有20 余处红色教育点位与5 条红色线路，蓟州多维度挖掘资源，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当地文旅产品，更吸引了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期待蓟州持续深耕，让五大文化品牌成为文旅发展标杆，推动文化传承与经济增长双赢。

话题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蓟州文化品牌的价值挖掘与传播策略研究

9、金秋消费季激活区域经济新动能。今年以来，襄阳市襄城区围绕“襄阳好风日·大美在襄城”城市品牌，已成功举办“首届‘襄飘天下’美食节暨第二届襄阳黄酒文化节”“乐GO襄城·新春年货节”、襄阳古城建城日、第三届大学生襄水音乐季等活动，累计吸引客流超20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千万元。在此基础上，本次金秋消费季进一步创新升级，依托三大商业综合体、五条特色街区和三个特色夜市，构建“一季一主题、月月有节庆、周周有亮点”的促消费体系，实现商业、文体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发展。消费季期间，多项惠民政策叠加发力，形成强大吸引力。除了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和“惠购湖北”亿元零售、餐饮消费券发放等“国补+省补”福利外，襄城区还针对国庆车展特定车型推出2000至5000元专属补贴，并组织家电企业开展“进小区、进企业”活动，广泛宣传以旧换新惠民政策。（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襄阳“乐 GO 襄城・2025 金秋消费季”，以“商贸 + 文旅”融合为核心，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活动整合全域资源，叠加“国补 + 省补 + 区补”，从家电汽车到住宿餐饮，让消费者得实惠，也为商家聚人气。文旅创新是最大亮点，古隆中、唐城的沉浸式体验，XR互动项目，还有四条精品线路，让千年古城焕发新潮魅力。科技赋能的武侠风公交、夜间经济的多元场景，进一步丰富了消费体验。此次消费季不仅拉动了短期消费，更优化了消费环境，提升了襄阳的城市吸引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了有效路径。

话题关注：“商贸 + 文旅” 双轮驱动下区域消费季的经济赋能研究 —— 以襄阳 “乐 GO 襄城・2025 金秋消费季” 为例

10、探索茶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获悉，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叶所）、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经所）共同主办的乡村特色产业（茶叶）高质量发展路径研讨交流现场会近日在湖北五峰举办。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乡村特色产业五峰服务站”，还发布了湖北省第一张茶园碳票，并与湖北五峰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了质押签约，授信资金15万元。（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五峰茶产业的发展实践，为绿色低碳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提供了生动案例。碳票机制实现生态价值的经济化转化，既提升产业附加值，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科技在茶园管控、品质提升及碳汇核算中的作用，展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这一模式为全国特色产业探索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话题关注：绿色低碳发展对茶产业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

11、5.5万亿元规模ETF启新局：从“产品供应商”到“资产配置服务商”。财联社9月29日电，据测算，ETF最新规模已达5.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百亿级ETF阵营亦显著扩容，已有115只ETF规模突破百亿元。从当前ETF格局来看，马太效应愈发强化，头部基金管理人掌握近九成市场份额。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ETF品类进一步丰富，行业竞争的重心将从“拼产品数量和规模”转向“拼资产配置服务能力”，一场围绕全链条服务的新较量正拉开帷幕。 （上海证券报）

蔡子微评：中国ETF市场规模突破5.5万亿元并呈现显著的马太效应，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工具型产品发展进入新阶段。从金融创新扩散理论视角看，这一现象反映了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对低成本、高透明度和便捷资产配置工具的需求升级。头部管理人占据九成市场份额的格局，体现了资产管理行业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的双重强化。竞争重心从产品供给向资产配置服务转型，符合金融中介理论中从交易执行向财富管理功能演进的规律，这不仅将推动基金管理人提升投研与服务能力，更通过改善投资者体验增强市场稳定性，为研究资本市场创新与资产管理行业转型提供了重要观察窗口。

话题关注：资本市场深化中的产品创新与机构转型：基于ETF规模扩张与服务竞争格局演变的双重视角

12、上海：对标国际一流，提升上海品牌的全球影响力。财联社9月28日电，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9月28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加强上海商业品牌建设行动计划》并指出，要对标国际一流，提升上海品牌的全球影响力。要推动老字号品牌焕发新活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跨界融合，系统性激活老字号品牌价值。打造消费品牌新场景，大力发展“首发经济”，推动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拓宽外贸品牌新赛道，支持和引导品牌“走出去”，用好上海专业服务业集聚优势，让更多本土品牌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财联社）

蔡子微评：上海推动品牌全球化战略的举措，从全球价值链理论视角看，体现了城市经济从"制造输出"向"品牌输出"的能级跃升。该计划通过老字号创新、场景打造和外贸升级三维推进，构建了品牌建设的生态系统：老字号焕新利用文化遗产构建差异化优势，"首发经济"通过时空压缩获得市场话语权，专业服务业集聚则为品牌出海提供系统支撑。这种多路径协同模式不仅突破了传统品牌国际化的线性模式，更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政策合力，为研究后发地区如何通过品牌战略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创新范式，尤其对探索文化资源与商业创新的融合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话题关注：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品牌战略创新：基于上海品牌生态系统构建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导读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中国基于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的一般性问题和自身国情，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道路的现代化之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近年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探讨较多，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课题组，2022；杨清媚，2022；沈湘平，2022)、路径(韩保江，2022；王灵桂，2022；李涛，2022)、价值(于沛，2022；张占斌、王海燕和毕照卿，2022；张斌和王姝，2022)等方面新论频出。

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在视野上，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多限于本国视域，缺乏对全球视野的对比考察。从全球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西方国家经过早期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率先实现了国家形态的历史性变革，进而构建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后发国家借鉴西方模式开启了现代化征程却先后出现“水土不服”，这说明西方的现代化并不能完整投射到整个世界，作为人类变迁的概念和准则。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经济结构等问题，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因此，在研究视野上，基于西方现代化史、后发国家现代化史和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对比分析，或更能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经验与一般规律，凸显出全球史视野下现代化的中国式特征。第二，在研究对象上，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不仅能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还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落实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保障，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的一个反映(吕炜和靳继东，2022)。然而，财政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关系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也很少有学者对比分析中西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功能，这就导致难以理解中国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制度创新。

有鉴于此，本文在既往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从全球史视野分析财政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回顾西方国家财政与现代化的长时段历史变迁，阐明西方现代化中的财政特征、人类贡献及其弊端，进而分析中国独立自主开展现代化进程以来，财政变迁的历史轨迹、功能特征与人类贡献，提炼出全球现代化中“中国式”的财政治理逻辑，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财政理论与实践的一般原创性贡献，以期以一个新的视角窥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面相、独特属性与全球贡献。

二、现代化：理论逻辑与财政功能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状态的一种跨越变迁，反映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知识积累的迭代性新陈代谢。财政属性依附于国家属性，财政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政治功能，改善社会治理，促进生态文明，进而推动国家现代化。

（一）现代化及其类型

现代化是对人类历史状态的一种跨越性变迁现象描述。布莱克(1989)将现代化定义为一种动态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其伴随着科技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武田清子(1990)将现代化定义为知识、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心理维度的积累性变迁。罗荣渠(1990)认为，现代化是农业大生产力向工业大生产力的转变，也是政治、社会、文化、福利、居民健康与素质等各个方面发生适应性变化过程。由此可知，现代化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也是工业经济逐步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的过程。

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类型。布莱克(1989)指出，现代化特征对于所有社会都具有一般性特征，但是各个社会的差异非常之大，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变量的作用使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既有一般性特征，又有异质性特征，现代化并不具备广泛意义上的一般可完全复制路径。从历史进程看，人类现代化的发展有“早发”和“后发”两种类型。

从表1 可以发现，早期西欧国家通过航海革命等方式打开了海外市场，实现了资本积累，并促进了其政治革新和工业革命；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较晚，其现代化与民族独立并行交织，步履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崩塌，“后发”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现代化进程加快，但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明显面临着一系列不利环境，一些学者认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存在“迟发展效果”效应(小仑满雄，1985)，其现代化进程任重道远(张静，1990)。

表1 人类现代化的两种类型

（二）财政与国家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的全面现代化，而财政作为资源分配的调节器、国家稳定的保障网、生态和文化发展的投资源，可以通过税收、预算、监督等制度安排，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第一，财政可以促进政治权威合理化和参政扩大化(亨廷顿，2021)，进而促进政治进程的现代化。在权威的合理化方面，通过财政规划和预算改革，政府能够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增加其合法性和社会认同。此外，国债发行中国家信用的增加，也体现出政治权威性。在参政扩大化方面，财政决策的公众参与、财政收支透明化与问责机制体现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人格化治理，推动了政治文明进步。

第二，财政可以促进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现代化并带动经济现代化。在生产领域，现代化经常与生产效率提升、生产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有关。通过财政活动，政府能够引导资本流向更为高效的生产方式。例如，财政通过公共投资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或支持某些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从而改变生产结构并促进经济增长。财政也可以通过制订适当的政府预算来调整产量和生产要素分配，进而影响经济。在消费领域，财政通过社会保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手段，影响个体和家庭的消费决策和消费结构，并通过调控再分配机制来平衡消费者福利和社会不平等。在交换领域，财政政策对市场流动性和价格稳定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同时财政更多地通过政府预算和公共投资，对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价值进行调控。在分配领域，财政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对居民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缩小贫富差距。这些要素的现代化通常并不是孤立或线性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过程。

第三，财政可以促进社会结构、社会动员、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包容性的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现代化。财政政策往往能够反映和重塑社会权力和资源分布。例如，累进税率可减少收入不平等，进而影响社会阶层结构；财政政策通过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来促进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公平透明的财政政策可以增加社会信任和合作，促进社会整合与网络建构，加强社会资本的结构与功能，从而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措施，能够抑制社会分裂和阶层之间的相互排斥，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包容性。

第四，财政可以促进文化权力的转移、文化的全民普及、文化的多元化和认同感，进而带动文化现代化。例如，对公共教育和图书馆建设的财政投入，可以提高文化普及率；资助多元文化项目和社区活动，可以促进文化多元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叙事投资不仅可以加强个体和社会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也有助于塑造一种包容性更强、集体认同感更强的文化环境；预算分配、专项基金、文化补贴和税收激励等财政工具，可强化国家文化叙事，促进文化认同。

第五，财政可以促进对污染的监测来实现环境流量的控制、环境友好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文明现代化。环境流量控制方面，比如，开征碳税可纠正市场失灵引发的外部性问题。通过绿色税收改革可对环境破坏性活动进行“内部化”。政府还可通过排放权交易机制，控制环境流量(Tietenberg，1990)。在环境友好技术应用方面，可以利用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广泛应用。持续性的环境治理财政支持可以促进环境的长效管理，如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激励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进行更加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此外，加强公共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和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恢复和维护生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湿地恢复、森林保护和水质管理，支持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以减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由此可见，财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子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作为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财政通过与其他子系统的交互作用，发挥着联结和协调的功能。财政政策和工具，如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成为连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纽带。通过财政杠杆，国家能够调节资源配置，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从而推动各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

图1 财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作用机制

三、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变迁与功能

西方现代化经历了长时期的变迁。自航海革命以来，西方交织性地经历殖民扩张、工业革命、军事竞赛、资本输出、国家资本主义等阶段，使其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改变生产动能，完善社会福利，并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全球格局。西方现代化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财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变迁

自15 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开启了现代化浪潮。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人类逐步从适应物理环境向支配物理环境的转变。19 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20 世纪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以电力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动能，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1.财政收入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积累

(1) 早期殖民攫取、资本输出与现代化的资本积累。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列强广泛开展殖民活动，关税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逐步向殖民扩张倾斜，并与亚非拉地区开展不平等贸易，以贸易顺差的单向积累、原材料的不对等交易，以及利用各类壁垒来维持这种不平等结构，加速了殖民地的经济解体，这使亚非拉地区财富大量流向欧洲列强。19 世纪后，西方国家进一步开展以外债与对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输出，创造了更可持续和稳定的财政收入流。这不仅实现了对亚非拉地区战略资源的长期控制，还通过技术转移和管理经验输入，为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复杂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提供了基础。

(2) 税制变革与资本主义的崛起。现代化发轫之前，西方税制以土地税和人头税为主，以适应自然经济结构。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易扩大，西方各国顺应形势转变税制。关税成为主要税收形式，以保护国内产业和获取殖民地资源。工业革命进一步引发了税制转型，生产力的质变催生了大量工业和商业资本。税收体系开始向所得税和企业税转变，以适应资本主义产权结构的变革，促进资本自由流动，激发私人企业家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崛起。20 世纪，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社会福利需求促使税收体系进一步变革。西方国家设立或改革增值税，解决多阶段销售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提高征税效率和促进生产专业化分工。所得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财富差距。另外，西方国家广泛征收消费税，在实现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烟酒、汽油等消费。

(3) 公债发行、货币政策与国家信用构建。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兴起，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张促进了商业银行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自由放任主义时期，列强为争夺海外市场进行军事竞赛，普遍通过发行公债筹集军费，如荷兰在荷西战争期间依赖公共债务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 世纪，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使国家间债务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债务市场的全球化。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促使西方主流财政学界主张扩大政府职能，通过总需求管理实现充分就业，国家开始积极利用债务市场筹集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教育资金。新自由主义时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债务的负担进行了重新审视，如Buchanan(1984)指出公共债务是一种推迟公共财政即期成本的机构融资模式① Buchanan J M.Confessions of a Burden Monge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4，72(5)：486-88.。财政紧缩和债务上限成为主流，尽管西方国家有意识调整债务规模，但国债市场规模仍旧高企。国债的发展不仅催生了现代金融市场和公共信用体系，也塑造了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与责任关系。

2.财政支出与西方国家职能的重塑

(1) 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财政-军事国家”是指通过高效筹资能力和行政结构支持大规模军事活动而崛起的国家。英国资本主义政权建立后，仅从九年战争至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年军费增长近五倍，政府支出75%～85%用于军事或债务，税收从364 万英镑增至1200 万英镑，公债从1670 万英镑激增至2.45 亿英镑(廖平，2022)。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也是如此。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为了争夺海外市场与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财政和军事投资，爆发了英荷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墨西哥-美国战争、普法战争等。

(2) 财政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导致了对公共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如美国从1865 年到1890 年，联邦政府对铁路建设的援助总数达到15 亿～20 亿美元。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逐渐转向社会福利、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沙伊贝，1983)。例如，英国在1911 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为国民提供疾病、伤残、产妇等项目的财政补助。德国在1883 年颁布《疾病保险法》，1884 年颁布《意外灾难保险法》，1889 年颁布《残废和老年保险法》，使财政逐步向社会保障倾斜，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福祉的投资。

(3) 财政与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在全球历史演进的脉络中，西方现代化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结果，更是科学技术变革深刻塑造社会结构、生产体系和国家竞争力的过程。早在17 世纪，英国政府即通过税收和国债融资，支持运河、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推动工业化进程。此外，英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补贴和奖励制度，激励企业和个人投入科技研发，这无疑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很多西方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实验室建设和应用，推动了电力、化学、内燃机和电信等技术的突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日益依赖于技术官僚，政策决策愈发倚重科技精英和专业知识体系。与此同一时期的中国财政多用于维持皇权统治，未能有效推动科技与生产的深度结合，导致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一度落后。

(4) 财政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形成。19 世纪和20 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社会福利，如马歇尔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来深化需求和供给理论，借助边际效用和消费者剩余提出了社会福利主张，一些欧美国家逐步加大了对社会保险、居民健康的财政投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高度重视人的权利与价值。1945 年英国工党提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纲领后，提出了福利国家理念并逐渐普及，公共福利支出显著增长。到20 世纪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构建了一种全面的福利国家架构，特别是在北欧地区，通过财政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来实现社会平等，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覆盖，以综合性地应对失业、健康衰退和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3.预算管理、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程序规范化

在资本主义兴起前，财政管理以王室或封建领主为中心，缺乏现代化预算制度，依赖地方税收和封建租赁，监督机制不健全，君主对财政决策具有较大干预权。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公共财政的显著变革，预算制度开始形成，如英国自1760 年起实行财政大臣提交预算制度，加强了对公共收支的预测和控制。同时，监督机制得到加强，议会或其他代表机构开始对公共财政进行更为严格的监控。19 世纪到20 世纪初，西方国家的预算实现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和管理。此外，财政法治化的确立改变了以往人格化的财政干预方式，税收法定主义从一种理念演变为具体的治国理财策略。例如，日本在明治二十二年重定的《会计检查院法》，确立了议会与审计院的独立性，提升了财政监督的实效性。

（二）财政功能与西方现代化的演进

财政促进了政治领域权威的合理化、结构分化与功能专门化及参政扩大化。权威的合理化方面，在未实现现代化之前，权威往往是由君主和教会把持。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形成，税收在推动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8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对国王的征税权利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方面，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导致社会功能如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分化和专门化。财政政策、税收制度随之变得复杂多元，以涵盖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群体，推动了政府职能的分化和专业化。参政扩大化方面，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预算需经议会等民主机构审核批准，强调透明度和问责性，使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越来越多地体现了部分公众的政治参与。

财政带动了经济领域的生产、消费、交换与分配的现代化。生产方面，西方社会由依赖农业和手工业的自然经济，转变为高效率的规模化生产。这一转变得益于殖民掠夺和不平等贸易的原始资本积累、税制改革以及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催生了多轮科技革命，改变了生产模式。消费方面，公共支出，尤其是教育、健康与公共文化的财政投资，推动了从自给自足的小规模消费向服务、耐用品及信息和知识消费的转变，这提高了公众消费标准和品质需求水平。交换方面，资本主义的崛起拓宽了交换活动的范围。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公债发行和货币政策，对稳定交换环境至关重要。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也影响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交换决策。地理大发现使交换拓展到全球范围。分配方面，财政政策促进了资本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导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影响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份额。西方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的实施，影响了收入分配。

财政实现了社会领域的社会结构、社会动员、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包容性的现代化。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等级制度森严，社会流动有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税制变革与公共投资，社会地位越来越依赖于职业成就和财富积累。社会动员方面，前现代化社会主要体现为地缘政治扩张和社会等级制度的维持。开启现代化后，产业化、市场化的多项财政政策与市民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社会个体更关注国家政策，增强了社会动员能力。社会资本方面，前现代化的社会资本主要依赖于地缘或亲缘关系，现代化推动了社会资本从垂直网络向更加平行、包容性的水平网络转变。税制改革和社保制度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结构性条件。社会包容性方面，前现代化的社会呈现高度层级化和排他性。现代化浪潮下，社会包容性程度逐渐提升，所得税等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高覆盖的福利制度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不平等和排斥。

财政形成了文化领域文化权力的转移、文化的全民普及化、文化的多元化及文化的认同感。首先，国家教育和文化活动的投资，为不同群体提供了文化表达空间，文化权力从“权贵精英主义”向更广泛社会群体转移。其次，财政政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推广以及对文化项目如博物馆和图书馆资助，推动了文化的全民普及。再者，财政政策的完善促进了文化多元化。在现代化实现之前，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宫廷艺术等象征性活动上，但随着经济现代化，多样化的教育项目、艺术创作和媒体平台得到了资助，促进了文化多样性。最后，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文化投资强化国家叙事，如资助国家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保存，增强了文化认同。

财政的发展推动了生态领域的环境流量控制、环境友好技术运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管理。就环境流量控制而言，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深入影响，环境破坏日益严重，西方国家先后通过环境税和补贴等方式，限制高碳生产，鼓励清洁生产。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如可再生能源系统、污水处理设施等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流量。就环境友好技术的运用而言，政府开始通过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来激励清洁技术发展，驱动了新能源的应用和废物管理的优化。《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使大量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被用于研发和推广环境友好技术。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管理方面，西方国家认识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义之后，开始通过生态补偿、碳交易和环境税等激励方式，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三）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财政特征与评析

1.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特征

(1) 财政收支多元性。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财政收入除常规的税收和国债外，还包括了一系列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收入来源。殖民掠夺、不平等贸易、资本输出都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原始资本和利润收入，黑奴贩卖也曾在某些国家为早期工业化和财政收入提供了支持。财政支出上，除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及其公共基础设施支出、环保支出、教育卫生医疗支出等常规性支出外，军事支出一直是西方国家财政支出中的重要部分，即便在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保持着高额的军费支出。

(2) 财政工具导向性。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治理体现了从资源配置到市场调节再到宏观经济稳定的线性发展轨迹，体现了其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性角色，反映了财政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工具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期间，通过关税和其他方式，西方对殖民地资源进行了系统性的征集和分配。财政机构的主要聚焦点是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开始通过税收和支出政策来维护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然而，市场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财政机构的作用进一步扩展，通过财政政策的反馈控制系统和稳态分析，西方国家通过财政刺激或紧缩政策来对经济总供需进行微调，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2.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财政的作用

(1)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影响及财政的作用

第一，为人类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路径。西方国家前现代化阶段，财政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君主或统治阶级的权威，通常通过税收、赋役和其他形式的资源征集来实现，将社会结构维持在一种相对简单和等级化的状态，限制人性与人的发展。现代化开启后，财政不仅作为政府收入的手段，而且成为推动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财政功能已从单一的权威维护转变为多元化的社会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文化发展。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财政的功能范围，也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和多元的路径。第二，促进了资本国际流动与全球化，加强了人类的联系。在人类学意义上，全球化之前的社会结构通常是地域性和封闭的，以亲属关系和地域性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出现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跨国社群和全球生产供应链网络。西方社会通过财政中介，特别是外债和全球直接投资，实现了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转移。外债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合作，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全球直接投资，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促进了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这促进了全球各地人民的交流和互动，拓宽了亚非拉地区的视野和认知，有助于推动全球文化、认知的多样性和交流。

(2)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

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暴力剥夺与军事竞赛充斥着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是暴力性质的。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国家以海外探险、殖民掠夺和不平等贸易等暴力手段获得财富，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启动资金”。西方国家还通过设立专门的殖民税收机构和贸易公司，确保了财富从殖民地流向本国。通过财政支持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海上运输和贸易网络，以便更高效地进行财富资源的转移，所以马克思(2004)评价说，“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61.。18 世纪前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财政-军事国家。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20 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灾难，对财政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为了维持海外军事行动和殖民统治及霸权地位，以及处理战争赔偿、战后重建等问题，西方国家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或发行国债来增加军事预算，将军事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却又引发国内经济金融危机，再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转嫁经济危机，给全球造成了巨大灾难。第二，“中心-边缘”格局的形成与全球不平等。“中心-边缘”理论认为，全球体系中存在一个由高度发达的“中心”国家和相对不发达的“边缘”国家构成的不平等结构，中心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贸易不平等、资本输出和技术转移，将边缘国家纳入其全球生产和消费网络，使边缘国家长期处于全球网络的末端(Klink，1990)。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外债、外资和其他手段操控资本的配置和流动，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在亚非拉地区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不仅加剧了亚非拉地区的负债压力，还导致其长期陷入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从而限制了其自主发展。这种中心-边缘的结构，逐步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全球不平等格局。

（四）后发国家对西方模式的复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等地区的国家先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挑战。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成熟技术和道路范式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化渗透下成长的，其独立后自身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在印度独立前，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通过不平等税收和贸易政策导致了印度资本外流和债务累积，尤其是贸易特权和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加剧了印度的财政负担和社会不平等。这些问题对独立后的印度依然产生了长期影响。在拉丁美洲，西方影响下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造成了经济增长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在非洲，西方对非洲的不平等条约和高额外债破坏了经济基础，加剧了非洲对西方的资本依赖。因此，20 世纪中期获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仍面临对西方的依附性问题，受制于西方国家的影响。

后发国家独立后，在学习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四种模式。(1)拉美模式。拉美国家在20 世纪中期，大量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这些国家采取了高关税政策以扶持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并大量引入外债，希望借此实现经济的“起飞”。20 世纪80 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推行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削减公共支出，进行税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拉美模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制造业有所发展，但单纯强调进口替代而忽视出口的政策导向引致生产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其后的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财政困境，使这些国家无法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困境。(2)非洲模式。非洲各国在独立后，模仿西方国家早期发展经济的经验，希冀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工业化的发展以实现经济的“起飞”(谈世中，1998)。为此，其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倾斜干预特点。首先是资本支出的分配，大量的公共投资被用于工业化项目，以期通过规模经济的集聚促进工业生产。同时，政府通过债务、信贷配给、利率优惠来引导资源流向工业部门。这些政策都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后将公共资源倾斜到工业领域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但非洲国家向多边金融机构和西方商业机构的高额借款埋下了隐患。非洲国家模仿西方重工业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其GDP 从1960 年到1980 年增加了3 倍多，年平均增长率达5.6%(宋杰，1988)。然而，高额的债务负担让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很多财政资源被用于偿还债务而非生产性投资，经济发展因此受到限制，加上非洲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无法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积累，未能有效促进工业化发展，反而陷入长期贫困状态。(3)亚洲“四小龙”模式(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这种模式表现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通过长期的经济规划、财政激励措施和对重点产业的扶持，让公共资源向工业设施与基础技术创新倾斜，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扶持出口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财政政策也注重稳健性，政府通过增加对教育、基础设施和科技研发的投资，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力水平。亚洲“四小龙”促进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成为“东亚经济奇迹”的典型代表，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经济转型。但是，近年来这些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生活成本攀升、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4)其他模式。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及泰国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独立之初，政府通过五年计划，增加对重工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例如，印度在第一个工业发展五年期间，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25%(培伦，1990)。印度同时还通过高关税保护、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1991 年印度爆发严重的财政和外汇危机后，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并改善公共财政管理，但整体制造业竞争力不强。孟加拉国在独立后曾尝试国家主导的经济干预，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后来逐步转向了市场化和开放经济，吸取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部分理念，但效果不佳，于1990 年前后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尼泊尔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援助，经济发展动力欠缺。泰国在独立后采取保护性措施支持农业发展，20 世纪60 年代实施出口导向和外资吸引政策，由支撑农业发展逐渐转向工业化，并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手段吸引外资；20 世纪80 年代借鉴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降低关税，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由于泰国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其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

对西方模式的借鉴，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灵活性，根据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灵活地调整财政政策，使其适应本国的发展需要。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南亚部分国家在其学习西方过程中缺乏因地制宜的调整，与西方的成熟工业化体系不同，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脆弱，依赖单一产业或外资，加上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较低以及产业结构僵化，其政策也未能兼顾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衡，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出现了一大批的“失败国家”“崩溃国家”(何显明，2022)。

因此，西方的现代化并不能完整投射到整个世界，作为人类变迁的概念和准则。原因在于：①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起始条件在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起始于地理大发现和对要素资源掠夺的历史背景下，而后发国家并不能借鉴这种模式。②后发国家面临着新的特殊问题，西方现代化道路并未给出答案。例如，在全球分工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由于技术和资本的不足，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资源畸形分配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此外，后发国家还面临着人口规模与素质的矛盾等问题，西方没有给出实践答案。③就西方模式本身而言，也有其弊端。西方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财政以资本运转为中心的运转模式虽然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改善，但是也造成了普遍性的阶层分化(赖特，2006)。此外，西方现代化中的经济周期问题、环境问题和可持续性挑战、全球不平衡等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难以成为人类一般准则。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变迁与功能

近代洋务运动的开展，成为中国工业现代化探索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受到了列强的干涉和制约，缺乏独立自主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空间，其制度环境和资源配置方式仍然处于一种依赖和被动的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展开的。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变迁

第一，国家分配论、财政集中化与新中国早期工业资本的积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统收统支的高度集中的财政手段，为工业化积累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支持。国家分配论进一步为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财政高度集中是一种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高度控制和管理，主要表现在财政运行格局和管理体制的集中化。它强调国家作为资源配置和社会产品分配的主体，同时也是财政职能实现的最终载体。高度集中的财政模式与国家分配理论的紧密结合，为新中国早期工业资本的高速积累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和理论支撑。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资本大量向重工业领域倾斜，主要体现在：①预算与财政资源配置。在“一五”计划期间，财政主要支持苏联援助的156 项重点项目及与之相配套的900 余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重工业项目。其后进行的跨区域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的“三线建设”，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052 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 多万人，安排了1100 个建设项目(黄健英，2016)。1956—1978 年，国家预算支出中有57.7% 用于了工业生产建设(龚浩，2021)。②国债与社会资本吸纳。1958 年，中共中央批准地方发行公债，成为地方工业和基建的主要资本积累模式。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央累计发行了38.42 亿元经济建设公债(梁尚敏和陈光焱，1989)。③价格机制与财政补贴。政府通过双轨制价格机制和财政补贴，对关键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进行有效干预，降低了工业生产成本，实现了工业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④通过行政干预手段来规范和指导企业的生产活动及产品分配机制。具体来说，企业的盈余收益上缴至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成为中央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1978 年，非税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达到64.9%(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7)。⑤央地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居支配地位。建国初期，中央政府通过集中税收体制和对主要税种的全面征收，实现财政资源高度集中，为工业化提供强大财政支持。地方政府严格遵循中央政策，实行“统一指导、分级管理”，进一步巩固了中央在财政体制中的支配地位。

第二，公共财政论、资源市场化配置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经济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并获得进一步发展，财政角色转向宏观经济调控。这一模式下，中国财政学界提出公共财政论，财政不仅是满足政府职能的工具，更应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修正市场失灵、实现收入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在财政公共化的路径上，中国探索了一条特色化路径：①财政政策与灵活宏观调控的运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财政政策开始从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实现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期到中长期的三重转向。财政手段逐渐多样化，尤其是扩张性、中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措施得以灵活运用，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②税费改革。税收取代国有企业利润，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企业所得税等各类市场化的税收制度逐步确立。③更为灵活的央地财政关系。这一时期财政体制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再到分税制的多次改革。通过税种分类来实现财政资源的垂直分割，税收来源实现税源适应性分配。独立的征税机构实现税收征管权的归属分配，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强化了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

第三，“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与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s://www.gov.cn zhengce/2013-11/ 15/content_5407874.htm.，财政不仅被视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性工具，还被赋予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支柱性作用，这进一步催生了财政概念、财政职能、财税体制、财政学科属性及财税体制改革方向等多维度的理论与实践变革，为财税政策的全面性和战略性改革提供了依据。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财政功能实现了全面拓展。首先，财政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实现了全面融合。在政治层面，预算、监督、财政决策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经济方面，税制调控和财政投融资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动能转换。社会层面，个税改革和精准扶贫等措施加强了财政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福利提供中的作用。文化方面，财政资金投入于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生态文明方面，专项资金和税收措施支持生态修复。其次，税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功能的发挥。企业所得税改革持续优化创业投资、创新主体和研发活动，催生经济新动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有效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资源税和环保税促进生态保护。再次，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建立增强了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修订确立了全口径预算体系，增强了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强化了公众参与权和监督权。中期财政规划和预算绩效管理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此外，央地财政关系实现了进一步变革。央地权责划分改革促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坚持全国一盘棋，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逐渐培育“两个积极性”局面的形成。最后，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了持续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强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减少了区域间的财力差距。特殊转移支付制度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展现了其灵活性和及时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优化公共财政分配、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财政不仅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还构建了政治稳定、社会公平、文化繁荣与生态可持续性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第一，财政促进了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改变了古代传统社会财政运行以皇权或军事实力派为中心的政治结构，破除了财政决策人格化与阶层利益固化等问题。首先，财政制度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财政法治建设，实现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例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财政政策促进全面精准脱贫，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了权威的合理性确认。其次，财政制度在国家治理中体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例如，参与式预算改革不仅改变了政府预算从偏重合规性控制到向公民赋权的功能转变，还通过多主体的合作共治，提升了财政决策的精准性，使财政功能更为专业化。最后，参政扩大化在财政制度中表现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推进，不断健全财政治理的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规范民主程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财政治理的民主之路。

第二，财政促进了经济领域的现代化，改变了对农业经济的依赖，促成了公共资源从农业部门向更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配置。在生产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中资本积累推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改革开放后，财政从直接生产推动者转为经济调控者，通过税收优惠和专项基金促进产业升级；新时代，财政政策更注重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在消费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资源高度集中，消费主要由政府计划供应；改革开放后，财政通过税收优惠和消费信贷刺激消费，满足人民物质需求；新时代，财政策略转向支持新经济业态和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消费，如知识消费、虚拟消费等。在交换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主导资源分配和货币交换；改革开放逐渐转向市场经济，通过税制改革促进商品和服务交换；新时代，财政通过精细化税收和财政支出，推动“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在分配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通过集中税收和预算分配机制进行资源再分配；改革开放逐步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税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平衡收入分配；新时代，财政在分配方面更细致多元，一方面支持高产出领域的生产要素重新分配，另一方面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第三，财政促进了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权力与资本布局进行了重构，替代了传统社会以家族、地缘和行会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实现了从社会静态至社会动态、从社会排他至社会包容的转型。社会结构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聚焦于工业资本积累，激励集体农业和国有企业发展，塑造以生产性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通过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投资促进人口与资源的城乡流动；新时代，财政更多促进社会包容性和资本多元化，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保体系，优化投资环境和文化资本，提升社会流动性。社会动员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集中资源推动大规模社会动员如“除四害”“备战备荒”等；改革开放后，财政政策转向经济激励和市场化动员，促进社会资本多元化和非农就业扩张；新时代，财政政策通过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项目以及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社会包容性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通过社保体系和公共服务普及，缩小不平等与不平衡的发展差距，构建友爱社会，实现全面持久性包容。

第四，财政促进了文化领域现代化，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化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文化资源的有限流通，实现了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向，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财政推动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的完成，注重对“文化自信”的培育，支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还支持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传承，促进了文化认同。

第五，财政促进了生态文明的现代化，改变了传统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机械式开采和单一化使用。在环境流量控制方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制定来定量各类产业的排放配额，并通过财政激励和财政惩罚来调控环境流量。在环境友好技术的运用方面，通过增加资助清洁生产、废物资源化和污染控制等方面的科技研发，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创新。通过免征营业税和减免增值税，以激励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在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管理上，通过配置生态保护财权事权、设立生态保护基金、发行绿色债券、建立环境补偿机制，以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持久供给。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财政探索(中国方案)对全球的贡献

第一，开辟了一条“去西方中心化”的人类现代化道路。西方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以及全球资本网络的运作，将亚非拉等地区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轨道，建构了一种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使亚非拉等后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对西方模式产生了一种依附性，仿佛人类的现代化只有西方模式这一种模式。在这一全球性的不平等和依附性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财政功能体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从而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参考模式。中国财政功能的多维拓展，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福利保障、环境治理和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提供了一种非西方中心的、多样化和包容性更强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经验不仅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固有的制度一元性假设，也为其他追求独立自主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案例经验。中国方案表明，通过灵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各国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根据自身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发展出符合自身需要和特点的现代化路径。

第二，对全球公共物品“霸权稳定论”的突破。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早期社会通过殖民和资本输出促进亚非拉发展，形成“西方中心论”和“霸权稳定论”，主张霸权国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维护国际秩序和自由贸易(张克中和张文涛，2022)。这一理论往往强调单一中心国的角色，而忽视了多极、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可能性。相对于霸权稳定论的中心化倾向，中国近年来通过财政政策展现了一种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包括传统的公共物品，如安全和贸易，也涵盖了环境保护、全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更为复杂和多维的公共物品。中国的财政政策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霸权稳定论”的路径，通过财政手段，如发展援助、多边金融机构的资本注入和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同样为全球发展与人类秩序的维护做出了贡献，不仅突破了“霸权稳定论”固有的单一中心逻辑，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平衡和多元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体系。

第三，全球“多中心”格局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促成了全球“多中心”格局的形成。首先，中国增强了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议程设置能力。这不仅体现在多边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增加，还表现在中国自主发起的多边财政和经济合作机制，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多边化发展。此外，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配置中，突破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多极化。同时，中国的财政治理能力增强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如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变革，积极推进和引领新型多边主义平台建设，中国展现了在多边主义治理机制中的领导角色与国际责任。

五、全球史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模式财政功能比较与前瞻

中国式现代化财政治理中，有鲜明的全球共性和独特的本土特性，使得中国的财政治理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基本理论原则，也体现了鲜明的本土创造。

（一）中西现代化进程中财政治理的比较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财政政策设计有一定的相似性。(1)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财政治理首先是嵌入到经济领域发挥现代化作用的。在西方，财政最初支持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中国，财政治理模式也体现了经济导向性，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视对工业资本积累，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新时代的中国在重视财政调控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了一个包含“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以及“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的综合性财政调控框架，实现了财政调控与市场调节的高度融合。(2)在财政治理的功能维度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展示了功能相似性。在社会方面，19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开始注重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以减少社会不平等并增强社会凝聚力。中国的财政治理也追求社会平等和保障目标，如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政策和反贫困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再例如，中西财政治理在文化领域呈现功能同构性。西方通过资助艺术、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来积累文化资本，而中国同样支持文化产业和遗产保护，如投资文化遗产保护、图书馆和教育普及。生态保护方面也展现相似性，西方利用碳税、环境补贴等手段促进环境可持续性，中国则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绿色发展基金和碳税等多维财政工具来支持可持续性发展。这些方面显示了中国在财政工具的运用上与全球化趋势的相似性。

但是，中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在财政的本质构成和执行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1)在过程上，西方现代化以重商主义为起点，依托殖民扩张、市场经济、技术革命与全球霸权逐步确立全球主导地位，具有资本主导、技术驱动和市场导向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既借鉴了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路径所固有的资本主导和技术驱动模式，形成了以共同富裕、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特征的独特发展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财政职能既不同于西方王权时期的“汲取型财政”，也超越了西方工业革命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服务型财政”，同时吸收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引导型”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财政模式。其核心特征体现在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长期战略规划与短期政策调整并重以及财政职能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2)在方法上，西方财政治理以工具导向、反馈控制系统为特点，强调即时问题修正，财政政策常作为矫正机制应对市场失灵或社会问题，具有典型的工具思维特征。中国财政治理则更强调系统论，注重子系统间相互作用与整体平衡，将财政政策视为长期战略规划工具，侧重“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促进子系统协同发展和整体稳定。再比如，在央地财政关系方面，中国的央地财政体制不同于联邦分权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平行运行，也有别于单一制集权制国家的层层控制，更区别于单一分权的地方自治的松散管理，中国央地关系强调纵向协调与横向平衡。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确保各地财政能力的基本均等化。中国的央地财政体制在强化中央对宏观事务管理的前提下，既注重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又通过转移支付机制确保中央宏观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区域发展的均衡，还注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具有“两个积极性”显著特征。(3)西方财政塑造“中心-边缘”性，中国财政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财政手段和政策工具被用于构建并维护“中心-边缘”关系。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操纵全球资本和商品流动，强化中心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倡导“霸权稳定论”。比如，欧盟和美国在援助政策中的附加条件，通常会进一步加深受援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依附关系。相较而言，中国通过综合财政策略，在国际层面实行了强调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政策，致力于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包容性国际秩序。在实践中，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投资和援助不断增加，这些投资项目大多注重互利共赢，强调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并且不附加政治条件，从而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向平等、公正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理念。

（二）中西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财政治理的特征

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国财政治理有着显著特性。(1)系统性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工具导向财政不同，中国的财政政策强调整体系统的协同发展，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求。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以资源稀缺性及其配置效率为前提，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增加社会福利，而中国的财政政策则注重从人口规模的需求出发。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8%，人口数量相当于10 个俄罗斯(3 个欧盟或者4 个美国)的人口数量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我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2/content_5605914.htm，2021 年5 月12 日。，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组合使用赤字、专项债、税费调整、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工具，使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确保财政政策可以覆盖广泛的社会群体，满足各类人群的基本和多样化需求。中国先后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推进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将14 亿人带入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2)共享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主要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以及提供公共物品改善社会福利控制不平等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发展共享，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并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按照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来实现提低、扩中、限高的收入分配目标，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做大蛋糕的同时，又补齐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短板以便分好蛋糕。财政扶持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复兴，缩小区域差距，并通过各类直接税改革等措施缩小群体性收入差距，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公平的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协调性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后，产生了对“物”的狂热崇拜，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广泛通过战争与资本输出积累物质财富，精神文明建设长期缺位。近年来西方社会愈发注重精神建设的作用，精神缺失有所改善。与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物质财富积累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的财政政策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国财政大力投资文化建设，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雷锋精神、大庆精神、改革精神、抗疫精神等塑造文化认同，在物质文明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得到协调发展。(4)和谐性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国家在应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上，多采用修正工具来弥补市场失灵，具有滞后治理特征，如19—20 世纪伦敦的烟雾治理、美国的水污染治理等，都是在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才开始采取治理措施。中国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不仅在政策工具上进行外部性矫正，还通过财政支出在源头上防止“先污染后治理”现象。(5)和平性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中国的财政政策始终服务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中国贡献巨额维和基金以营造公道正义的国际安全环境。主动开放市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协调多边冲突，建立共商互谅共赢的国际贸易关系。同时关注人类贫困，持续支持非洲、东南亚饮水工程、医疗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着眼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福祉，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中国式现代化中财政治理的特征形成有着深刻的文明根源。西方文明以启蒙思想、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基督教传统为基础，共同塑造了一种倾向于市场导向和个体自由的财政治理模式，使“人”服从于“物”，让所谓的“边缘”服从于“中心”。与之不同，中国文明以儒家思想、集体主义以及和谐理念为基础，共同促成了一种更加注重社会平衡和长远发展的财政治理模式。中国古代的“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说明了财政定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不仅仅是经济调控的工具，“养民之道，莫要于理财”(《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五十六》)说明了财政价值旨归是“人本”而不是“物本”，“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说明了财政应当“与邻为善”而不是“以邻为壑”。因此，马海涛等(2023)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财政政策的“根”，这种文明观念使中西财政政策理念存在很大不同。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财政治理面临的可能挑战与建议

1.面临的挑战

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财政治理面临多种现实约束条件和挑战，构成了制度运行的边界和功能优化的前提。此挑战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我们要汲取其历史教训；第二类是中国现实国情下的挑战而引发的风险。具体来说：(1)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主要是：第一，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周期律风险与中等收入陷阱。人类发生了多次经济周期风险。阿根廷、巴西等后发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Dabús 等，2016；Rigg 等，2014)。由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多方面的不足，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财政可持续性风险加剧，都制约了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步伐，需要财政制度在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上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全球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加上中国本身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等问题，都有可能引发周期律风险。同时，在AI 如火如荼的发展背景下，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仍面临部分核心技术受制等一系列瓶颈的制约。第二，环境与资源约束。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呈现出倒 U 型关系(Panayotou，1993)，陷入环境恶化的“库兹涅茨诅咒”。中国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可能面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诅咒的挑战，需要财政制度内化环境外部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第三，国际关系与全球化挑战。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从而产生了“中国威胁论”，并触发了一系列大国霸权维护反应，如贸易战等(吕炜和王伟同，2022)，对中国财政如何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出了较大挑战。(2)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主要挑战。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现实。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我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同时带来了资源配置的复杂性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样化需求，意味着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人口的异质性也导致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异化，对财政制度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14 亿中国人步入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这要求中国需要构建具有高度普惠性和公平性的财政制度。第二，区域、城乡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衡。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区域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同时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平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非均等覆盖也可能加剧收入分配不平衡，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更为凸显。第三，中央和地方关系及债务风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情况仍然存在，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既要涵盖本级政府支出责任，又要兼顾央地共同政府支出责任，还要兼具中央委托的支出责任，不少地方属于“超负荷、超能力”运转状态。不少地方违规举债，使债务风险逐渐累积。部分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交叉重叠，共同承担的事项较多也制约了央地“两个积极性”的发挥。

上述约束与挑战，一些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共性问题，另外一些挑战是中国现实国情下的基本挑战，难以从西方国家、其他后发国家找到现成的答案。这两者都决定了需要我们走自己的路。

2.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财政制度应遵循系统性、阶段性和协同性的原则，采取分阶段、层递式的改革路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阶段，财政应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要求为出发点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7-22(001).，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发展不充分的现实问题。财政制度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激励政策，引导创新要素流向关键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在AI 发展的大浪潮下，中国政府可建立“财政＋市场”融合的AI 引导基金网络，投资建立云计算中心，并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算力租赁成本，使AI 初创企业可以低成本获取算力资源，形成“财政投资，市场运营”的算力基础设施新模式。设立专项基金，推动AI 在教育、医疗、扶贫等领域的应用。增加教育预算，实施长期人力资本积累。降低劳动相关税负，提升劳动力市场效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在需求端，通过逆周期调节，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放大政策组合效应。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拉动总需求。适当扩大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实施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适度减轻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费负担，促进合理的住房消费。

第二阶段，系统协调好一系列尚不平衡的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促进协调发展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7-22(001).。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就当前的现实挑战而言，主要包含人与自然的协调、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协调等。因此，财政应围绕系统协调观念，着力破除这些问题。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可推行资源税、环境税和碳税，将环境外部性纳入经济主体的决策框架，调整激励结构，引导绿色生产和消费，避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诅咒。还可以通过对非可再生资源产品征收消费税，激励消费者更多地选择可循环利用或者环境友好的产品。探索“环境社会治理”(ESG)相关税收政策。在区域发展、城乡协调问题上，中国可采取空间靶向的财政转移政策，通过对外围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财政转移，以促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资本积累。制定地理靶向的产业政策，通过设立地区发展基金和创新基金，以促进地方生产系统和产业集群的形成。规划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政策，通过财政激励，鼓励企业和资本向外围地区流动。在央地财政关系上，央地事权划分应基于受益范围、信息复杂程度以及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等原则进行优化，逐步规范中央财政事权配置，增强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和基层治理中的财力支持。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增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性和稳定性，实现“财力随事权走”。稳定各级政府的预期和支出项目执行优先顺序，继续发挥地方首创精神，避免层层“等靠要”。明晰财政权力划分，完善跨层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避免事权交叉重叠。以事权属性为标准，甄别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责任，强化地方债务的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逐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和品种，满足不同情形下的政府宏观调控需要。

第三阶段，对内实现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外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对内而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财政围绕“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健全分配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设计边际税率和税收抵扣机制，在不显著扭曲劳动和资本激励的前提下，减少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改善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继续支持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扶持力度，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与精神谱系，实现精神富裕。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完善公共服务、调节财富分配、支持文化建设、推进民主监督等途径，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对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崛起，引发西方一些大国的遏制，中国应当采取无害相容、均势垄断、集体竞价来破除此类“修昔底德陷阱”。无害相容的核心在于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共存，中国可持续为人类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加强在全球治理、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影响。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义推动共建国家基建，通过降低关税、提供优惠贷款、参与多边贸易协定等手段促进经济合作，无害相容融入全球发展。均势垄断强调在新兴大国硬、软实力与现有主导者形成均势时，应优先考虑有限合作以最大化利益，避免零和博弈。中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展开多边合作平衡国际关系，如中国可以与其他大国展开战略合作，通过参与多边机构和协议，实现力量平衡和利益最大化。集体竞价主张通过与多国构建利益契合，中国基于不结盟原则，通过财政手段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如，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和共同市场建立伙伴关系，深化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澜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非洲合作等)，增强集体议价能力，维护自身及伙伴国共同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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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海涛，中央财经大学(邮编：102206)，E-mail：mahaitao0511@163.com；毕学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430079)，E-mail：bixuejin@foxmail.com；马金华(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编：102206)，E-mail：mjh0629@163.com。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质性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19ZDA0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研究”(20AJY018)、第76 批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来财政理论的本土化”(2024M761082)以及2024 年中央财经大学“红色擎，龙马行”教师“思政+”专项支持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韧性治理：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一个新解释视角”(ILFR20240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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