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野未来》《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文论随笔集《无法游牧的悲伤》等。另有意大利文版小说《行星与记忆》《第二人》以及韩文版小说集《书鱼》在海外出版。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金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意大利弗朗切斯科·贾姆皮特里国际文学奖等数十个文学奖项。

那格格不入的究竟是什么

（2024年5月31日）

在欧洲出国就跟在中国出省一样快，很快就进入了比利时的地界。但国家就是国家，不是行省，每个国家的制度差异是非常大的。因此，在欧洲不同国家的穿梭，虽然物理距离上跟在国内出入不同省份差不多，但差异性带来的收获是更大的。

比利时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作为一个人口不算多的国家，却有三个语言区，即荷兰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再加上布鲁塞尔作为欧盟总部的驻地，移民众多，英语也是通用语言，四种语言在这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不免在想，在这里生活的人会不会很累呀？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学会这四种语言呢？不过，与此同时，我也瞬间领悟到为什么这里能成为欧盟的“首都”。欧洲恐怕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一种脆弱的平衡。

国民兄联系我，说他直接到车站接我。

火车刚刚进站，还没停稳，我就看到了他。虽然这是第一次见他，但月台上只有一个扎个长头发的中国男人，充满了艺术家风范，我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

在国内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站内迎接的待遇，但在这里是稀松平常的事。车站几乎没有管制，一切全靠自觉。

我拖着行李下车，一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他亲切的笑容，我就知道我们，会有说不完的话。

坐上车，他带我去酒店。他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布鲁塞尔最初是塞纳河上的一个小村庄，在中世纪逐渐发展壮大，比利时独立后，它被定为首都……”

“你平时兼职做导游吗？”我问道。

“并不，怎么了？”

“听上去很专业。”

“常有中国朋友来访，我的时间相对自由，接待次数多了就熟悉了。”国民笑了起来，有些孩子气。

我们聊起来了，我对他的个人故事非常感兴趣。

他太太是高材生，学的是制药方面的专业，先是在巴黎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才到的布鲁塞尔，因为这边给了更好的待遇。

“在哪个大药企呀，我看看知不知道。”我问道。

“优时比，UCB，”国民说，“是一家总部在比利时的药企，主要研发治疗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疾病的药。它在中国做了很多年生意，但最近把一些老药和工厂卖了，以后要专注搞创新药。他们每年花不少钱搞研发，在全球有好多研发中心。”

“比利时的制药业是不是特厉害？”

“没错，历史悠久，产业基础也很扎实。这里产业链超完善，从研发药物、做临床试验，到生产、包装、销售，啥环节都有。像优时比、强生旗下的杨森制药等大公司都在这儿开展业务，产业集群很强大。这里还出了保罗·杨森这样的药学大师。”

“那你们入籍比利时了吗？”

“没，我太太现在还保留着法国国籍。”

“你呢？”

“我还是中国籍。”国民腼腆地笑了下。

我很理解，男人的文化认同总是更顽固。

他原来在山东的一家广播电视台上班，那个工作各个方面都很适合他，但跟他跑爱情马拉松的女友一直在国外，在事业上发展得更好，他面临着残酷的人生选择题：爱情和固有的生活，必须舍弃一样。他思考再三，还是选择了爱情。这个选择看来是做对了，他们婚后非常幸福，接连生了两个孩子，现在第三个孩子马上也要出生了。

“这边的福利还是非常好的，多生一个孩子，政府会补贴不少钱，所以这方面压力还好。”国民叹口气。

“这不是很好吗？还叹啥气。”

“但这边的税也很高。另外，想把自己的父母接过来，也一直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觉得老人家过来已经不能提供什么价值了，反而还会消耗养老金吧，所以不给入籍。没办法了，父母每次只能过来住一段时间，而且也不敢久住，如果在这边看病的话，没有医保那可是天文数字。”

“在任何地方生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想起国内的朋友，敢生三个孩子的简直凤毛麟角，又说，“不过我觉得你的情况已经很好了。”

他点头称是。

把我送到酒店后，他就回家忙去了。严格地说，他住在另一座城市，离布鲁塞尔很近，一座卫星城。其实，布鲁塞尔本身也并不是很大，他开车过来也就是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半小时可到。他跟我约好了明早见面的时间，他告诉我，明天什么事都推掉了，踏踏实实陪我转悠一天。我非常感动。

酒店是我自己选的。当时想着要出行方便，便选了车站附近，没想到我抵达的是南站，而酒店是在北站附近，这完全证明了我的粗疏。不过，北站更靠近市中心，也算是意外收获。走进房间，让人感到温馨，包括顶壁在内的墙上都铺着毛绒毯子，仿佛动物巢穴一般。

书桌是在独立的区域，桌面上还放着书，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居住。我不由自主地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然后计划着写点什么。但我及时清醒了，眼看窗外天色有点转暗，赶紧去外边探索才是正事。

走上街头，才发现我所置身的是一条主干道，极为笔直。沿着大道极目远眺，这一路都是上坡，而在坡的最高处、在路的尽头，居然矗立着一座威严的宫殿。这个场景极具震撼力。在这个空间关系里面，宫殿远远地牢牢地占据着视觉上的最高位置，它俯视着俗世的生活。它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压迫感，这显然是设计者刻意为之。权力和信仰往往都会被放置在那样的位置上，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忘记了它们，它们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

没走几步，我忽然觉得不对劲，这里警笛鸣响的频率非常高，在我的印象中创下了一个新高。我从未在一个城市里听见过那么密集的警笛声。此前听巴黎的朋友说，布鲁塞尔的难民问题比巴黎更严重，现在我开始有了感性体验。

警车呼啸而过，驶向案发地点，这意味着又有人受到了伤害。大量的难民、移民聚集在这座城市里面。这些移民的来源比较复杂，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北非那边，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这些国家，有数量不少的非法移民；西亚这边，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国家的人，跑来这里是为了躲避国内的乱局；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这些人主要是为了经济，想在布鲁塞尔找个好工作；东欧的乌克兰，跟欧盟挨着，因为俄乌战争也跑来了。还有巴尔干地区，像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经过匈牙利等国，也来了布鲁塞尔。

这些移民不远万里，就是想逃离曾经的苦海，寻找生活的希望。假如他们活得不好，周围的人也一定会大受影响的。人与人是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我此刻最想去的地方竟然是一个玩具博物馆，谁让这里是蓝精灵的故乡呢？这个动画片虽然是美国制作的，但它的“创始人”是比利时漫画家皮埃尔·库利福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蓝精灵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蓝精灵跟格格巫的战斗从此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弱者打败恶人的童话，在我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

走过一座很高的金融大楼，进入巷道，到了玩具博物馆门口，居然已经关门了。不过，看这个样子，规模也不大。

在博物馆的门口还矗立着四个集装箱，我怀疑里面的玩具会不会是从中国运来的，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玩具都是中国生产的。我曾经在汕头参加过一次由玩具厂家赞助的文学活动，跟其他作家认真参观了生产线，每一个环节都堆满了可爱的小部件，我心中充满了感慨，因为我们“80后”相对现在的小孩来说，都有一个玩具匮乏的童年，尤其对男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男孩子玩玩具太费了，谁有了一辆小汽车模型，大家会一拥而上抢着玩，很快就玩报废了。我们必须得自己发明玩具，木材、石块、铁钉、纸箱、自行车链条等等，都是常见的材料，会被制成“枪炮和坦克”。

当然，我很好奇这里的玩具博物馆会怎么布展。布鲁塞尔的动漫业非常发达，街上有很多精美的涂鸦（太美了，与那不勒斯那种随意宣泄不同，一看就是专业人士所为），其中有很多巨型的动漫作品。国民告诉过我，比利时政府大力支持这种街头创作，甚至还会委托名家来画。

目标扑空，我就不再设置目标，开始沿着街道随意走。在某些街道上有一些特别闲散的人员，他会盯着你看，我感到不安全，加快脚步通过。也有些移民不愿意加入那些街头混混的行列，他们宁愿一个人睡在角落里。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刚刚路过的金融大厦，有个人睡在大楼转角的一个凹槽里，仿佛觉得这个凹糟作为装饰过于夸张，必须要拿身体去平衡一下。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不大的公园，里边有些草坪都被踩秃了，让我想起小时候县城里的公园。公园里也有喷泉，是卢浮宫喷泉的缩小版。穿过公园，突然眼前一亮，我居然已经来到了王宫。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本这是明天国民兄的任务。

如果从建筑的震撼力来说，这儿完全没法跟凡尔赛宫相比。只不过，最令人着迷的是，这个王宫是“活”的，不是博物馆，是国王上班的地方。

中国人拥有最为悠久的皇权历史，但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那已经成为故事和传说，面对还在运转的王宫，我总怀有一种不真实感。

现在的比利时国王叫菲利普，1960年出生，是比利时王室的第七位君主。2013年，他的父亲阿尔贝二世因健康原因退位，他正式登基。虽然国王可以选择退位，但只要他愿意，也可以终身干下去，直到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交棒。

也许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个皇帝梦，但实际上，如果在今天做一个国王，工作会非常繁忙，政府会议、外交接见、社会活动、出访他国……简直要团团转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并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完全是一种荣誉性的事业。而皇帝梦的实质其实是说一不二。

不过，皇家带来的荣誉感还是令人着迷的，那远远超越了权力。

布鲁塞尔盛产啤酒，在这里怎么能不喝点啤酒呢？本来因为痛风，我一直对啤酒敬而远之，但此刻，所有的顾虑都被微风吹散了。我坐在街边的一家小餐馆里，周围的人都在惬意地举杯，金色的泡沫在阳光下翻腾，绽放，然后破碎。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得，来这里的意义，也许就是为了一杯好酒。

这家餐馆竟然提供许多亚洲美食，于是我点了一份牛肉米粉，温热的汤汁安抚了我的中国胃。随后，我又尝了比利时原产的华夫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搭配香浓的巧克力酱，一口下去，感觉自己也随之融化了。

来之前，朋友特意推荐我试试西弗莱特伦12（W12），这款啤酒由修道院的僧侣手工酿造，未经过滤和高温消毒，在瓶中完成二次发酵，产量极为有限，被誉为“啤酒中的拉菲”，据说不容易买到；但我在这家餐厅的菜单上看到它赫然在列，便毫不犹豫地点了一杯。很快，酒就端上来了，酒体呈深棕色，闻起来有焦糖、坚果和一种复杂的气息，喝起来醇厚顺滑，苦味和甜味搭配得刚刚好。我不是酒精爱好者，对于啤酒尤其没有研究，不排除所谓好喝是来自心理暗示。

喝着酒，我看向街对面的小巷，阳光强烈，模糊了我的视线，隐约看到巷子拐角处藏着一座教堂。忽然，出乎我意料的是，从光晕里走出来一个人，仔细一看，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男子，对，一定是，那种气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是如此的瘦弱，肩膀耷拉着，背有些微驼，原本合身的衣服却显得如此宽大。他不急不缓地走过来，从我面前经过，对我这个同胞视而不见，对任何事物也表现得毫无留恋，他越走越远，直至消失在街角。我震惊于他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仿佛不用看任何东西，只凭本能在行走。

他的样子让我久久挥之不去。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周围的环境是如此格格不入，我联想到自己：不知道别人看我，是不是也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呢？我不知道，也许一样是。那格格不入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无法忘记他的疲惫和迷茫，以及他那沉重的步伐。我喝完酒，向宾馆走去。我尽量走得快一些，用力一些，想要从他的形象中挣脱出来。我路过了布鲁塞尔北站附近，这会儿已是夜晚，移民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盯着我。路边是一家色情影院（在这里是合法的，但很难理解，在信息时代还有这种东西），一位黑人大叔非要坐在门口安营扎寨，白人老板出来一直斥责他，但效果并不理想。

这时，我发现自己必须得穿过一个深邃的桥洞才能到酒店，可是身后跟着几个人，我不由紧张起来，越走越快，几乎是跑了。

回到房间之后，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感，紧张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洗澡，休息了一会儿，那种疲惫感转变成了孤独感。我一边读书，一边感到自己深陷时空的软垫，那种松软让你觉得舒服，却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站起来。

窗外，又传来警车的呼啸声。

我在这种声音中开始思考我读过哪些比利时文学作品。我居然一时想不到，便在网上搜索，看了很多目录之后，我发现了两位熟悉的作家，竟然还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是阿梅丽·诺冬，一个是让-菲利普·图森。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两位是法国作家，其实他们是比利时的法语作家，因此，你得承认，法语在文学上的影响力确实比荷兰语大。

阿梅丽·诺冬出生在日本，因为他父亲是比利时外交官。后来她回到了布鲁塞尔，一直生活在这里。她的书被翻译成好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午后四点》和《疯狂诺贝尔》应该是她的代表作，在幽默中洞见人性。我尤其喜欢《午后四点》，它有着极为荒诞的表现力，将人与人之间互相渴望又相互厌弃的纠葛刻画得入木三分。

让-菲利普·图森出生在布鲁塞尔，他的《浴室》和《奔跑》等在国内文学界的知名度很高。他走的是法国新小说的路子，细节极为绵密。我喜欢他小说中的节奏感，正如“奔跑”这个标题，小说中的句子催促句子，段落催促段落，如河流奔淌，最终构成一篇作品。虽然我读的是翻译作品，但依然能体会到那种“带劲儿”的感觉。我最早看到他的小说，是在中山大学旁边的博尔赫斯书店（现在已经搬走了），书店老板是艺术家陈侗，他策划了一大套名为“实验艺术丛书”的白皮书，曾刷新了很多中国人的文艺观念。我有些伤感起来，很怀念那样的时代。今天人们不会再对任何文艺观念怀抱那样浓厚的兴趣，人们把激情与梦想全都寄托在机器身上。

因为文学，一个人可以迅速化解对异国他乡的陌生感。电影、歌曲，让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另一个地方，但不一样的长相，不一样的语言，反而让人们愈加感到陌生。而在文学中，只因为我们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我们必须通过精神乃至灵魂去感受，结果才发现，我们是真的可以理解彼此。

什么是欧洲？

（2024年6月1日）

国民是个特别守时的人，早早就到了，我们在酒店一起吃早餐，喝咖啡。这是我本次路途中难得的放松时刻。我们年龄相仿，家庭结构相似，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喜欢听他谈论布鲁塞尔。他说：“这个国家大约一半的人说法语，一半的人说荷兰语。说法语的人不说荷兰语，说荷兰语的人还是得学一学法语。”我听着想笑，觉得跟相声似的。他继续说：“有一天晚上，在电视上，一伙说荷兰语的家伙搞恶作剧，忽然宣布他们独立了，把整个国家吓得不轻。”我终于忍不住笑了，笑是因为难以置信——这种事情也能拿来开玩笑？

我们准备出发。

“密度极大的一天，”他说，“要作好心理准备啊。”

“我最近天天都浸泡在高密度的溶液里。”我叹息道。

“想看尿尿小孩吗？”

“那雕塑经常刷视频看到，没兴趣了，带我去一些值得看的地方，你认为非看不可的。”

“行，走吧，去开车。”

他的车停在路边，需要在自动计费器里边缴费，但这个机器还属于机械时代，需要硬币，他把裤兜翻了个底朝天，叮叮当当凑了半天才过关，活像在玩老虎机。

我们先到了大广场，算是布鲁塞尔的心脏地带。它始建于12世纪，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我站在这里，回想着昨晚刚刚学到的知识。当你深入了解比利时的历史，你会发现欧洲的变迁与融合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罗马时期，比利时这片土地就是帝国的一部分，属于高卢。中世纪时，它被划分为多个封建领地，经济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发达。15世纪，它成为勃艮第公国的一部分，随后在哈布斯堡王朝经历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交替统治。1794年，法国大革命军将它并入法国，直至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它又被并入荷兰联合王国。1830年，这里爆发了独立战争，荷兰统治者被推翻，建立了独立的比利时王国。1831年，比利时制定宪法，确立君主立宪制，利奥波德一世成为首位国王。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罗列时间，是因为这可以让我们对比利时的历史断裂地带一目了然。在它独立之前，曾被众多欧洲大国几乎轮流占领过；它之所以能够独立，完全是保持政治力量均衡的一种结果。

什么是欧洲？欧洲首先是一场漫长的历史纠缠。

这在布鲁塞尔才能看得更清楚，而不是在巴黎或罗马。

大广场旁的博物馆在办展览，正在展出飞机。我有点好奇，便进去观看，里边主要展示飞机诞生的早期阶段，有形形色色的小飞机，各种小巧的螺旋桨。

从里边走出来，国民对我说：“不要失望，带你去看点一般人不知道的。”

我顿感新奇，紧跟着他走。

他带我来到了一座罗马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前，对我说：“这是人类激情之庙，平时不对公众开放。”

好家伙，听这名字，我就能猜到一二。我来的这天显然也没有开放，但不妨碍我从门缝中对里边的内容一览无遗，我怀疑这原本就是设计者的故意“放水”，让“有心人”能够“管中窥豹”般地看到里边的内容。

我趴在门上向里“偷窥”。

我看到了一座大型浮雕，它名叫《人类激情》，是19世纪末创作的，作者为杰夫·拉姆别克斯。国民说，因为浮雕内容极具争议，这个激情之庙落成后不久，便被隔板挡住，长期关闭，前些年才对公众有限开放。

此刻，我看到浮雕中的人物确实都是裸体的，大胆表现了肉体愉悦的各种方式，充分释放着人类的原始欲望，而且还有暴力的内容，如战争、强奸和自杀等。但是，我看的时候没有感到什么色情，因为我看到浮雕把死神放在最高处，就连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都位于死神下方。我感受到的反而是一种绝望，以及在绝望中诞生的迷狂。

离开神秘的禁宫，国民说：“带你去看一个相当科幻的地标。”

“实不相瞒，本人近年来倒是写了不少科幻小说。”

“哪种类型？”

“怎么说呢，说是科幻，其实还是现实。”

“中国比欧洲科幻吧？”

“确实如此，应用比较快。”

经过皇宫，宏伟的立面在晨光下显得威严肃穆，展现出典型的欧洲古典风格。然而，车行驶了几分钟后，我被一处熟悉的景致牢牢吸引了：那是一个精致的中国庭院。它出现在这里，与西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强烈唤醒人的乡愁。我很想去看看，国民在附近停下车，说：“这应该也属于比利时的皇家园林。”

“没想到他们对中国这么感兴趣。”

“这倒是真的。比利时的大公主玛丽亚·劳拉就很喜欢中国文化，她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汉语，后来还在上海工作过两年。”

看来比利时不仅对古典中国感兴趣，也渴望了解今天的中国。

我们走进门，看到房子采用了大量的琉璃瓦，色彩丰富，是鲜明的清代风格。这显然不是仿制品，而是用真品复建的。旁边的池塘里倒映着竹影，一座小巧的石桥横跨其上。这精巧的园林，是 “留白” 与 “意境” 的直观体现，比利时人需要从自己文化溶液中探出脑袋，呼吸一下东方的审美气息。这是对美学多元性的巨大提醒。此外，更重要的是，只有依靠一把足够大的“东方尺子”，才能看到一个更清晰的“西方”。反之亦然。

走出庭院，我看到道路的另一侧园林里矗立着一座日本塔。塔身的每一层都装饰着精美的木雕和飞檐，红色的外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对中国人来说，那是典型的唐代风格，只是尺寸变小了。中国的文化美学，因为迭代次数太多了，以至于没法说哪一种才更能代表中国。在这种时刻，中国跟欧洲一样，都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概念。

经过这段小插曲后，布鲁塞尔的标志性建筑——原子球塔，出现在视野里。

这个建筑极为神奇，高达102米，由九个直径18米的球体组成，象征着放大了1650亿倍的铁原子晶体结构。这些球体由巨大的钢管相连，内部设有道路，游客可以在其中穿梭，欣赏不同角度的城市景观。

原子球塔是为1958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的，由比利时人安德烈·沃特凯恩设计，他是个工程师，这个设计理念代表了他的专业性。铁原子的晶体是体心立方结构，以每个铁原子为中心，都有八个铁原子包围，由此形成一个立方体，这代表了当时欧共体的九个成员国关系密切、休戚与共的寓意。

对呀，欧共体，谁还记得这历史气息浓郁的词？类似的词还有独联体。

说真的，我还蛮喜欢这个建筑的，它有一种科幻感，但这种科幻感明显不属于今天，而来自二十世纪。科幻似乎面对的是未来，但实际上，它的时代痕迹要比别的事物都更明显。人们想象未来的方式，无不是从此刻出发的。但若此刻发生了变化，未来的风景就不得不发生更大的变化。

国民让我站在球塔前方，为我拍照。我看到脚下的草皮都快被踩没了，国民解释说，这是交给移民的工作，但他们总是经验不足，也不积极维护。

我头顶是科幻的原子球塔，脚下是稀疏的草坪，这完全是今天世界的缩影。

“你知道吧？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长，今年已经有82亿了。”拍完照后，我对国民说。

国民点点头，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中国、韩国、日本、欧洲、还有北美的人口都在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其他地区的人口在增长。那些区域的人，不仅不善于打理草坪，更没有能力去实现科幻的未来。未来，这个世界上恐怕也没那么多的草坪供他们打理了，因为那会儿机器人已经学会了。人类文明现在是不是有些畸形？生命与资源太不对称了，那些人以后该怎么办？我们这些人又该怎么办？大家都活在焦虑和恐惧中。”

国民愣了一会儿，露出了厚道的笑容，“都尽量活在当下吧，他们不一定不快乐，我们也不一定快乐，全看心情。”

“人类看似有着科幻般的未来，但实际上，我们只剩下现在了。”我继续感慨道。

他点点头，“现在人的想法太多了，对历史和未来的看法随时都在变，只有吃喝拉撒睡的每一天是不变的，只能先过好每一天。”

“只能如此了。”我看着这原子塔，越发有种怀旧的幽情，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曾经只有九个成员国（更早的时候只有六个成员国），如今欧盟已经有二十多个成员国了，这个数字以后估计还会增加。我脱口而出：“我们去欧盟总部看看吧，马上就要进行议会选举，满街都是广告。”

“这还不简单？但开车去估计停车有些麻烦，如果走去有点远。”

“走吧，我天天在走，快成‘行者’了。”

走了挺久，其间歇息一次。这时，看到前方有很多道路在维修，国民说那就到了，欧盟总部每年光靠开会也拉动了本地的经济增长，堪称“开会经济”。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开会，开会不一定总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开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象征。

欧盟总部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玻璃幕墙吸纳着城市的影像。据说建筑的直线与曲线对比，象征欧盟的法律既有直线的严谨，又有曲线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广场上飘扬着数十面蓝色的旗帜，风有些大，我的头发也跟着旗帜一起飘扬。欧盟大楼经常在电视上见到，因此走在这里竟有种故地重游的感觉。

在广场一侧，有一个人的雕塑，罗伯特·舒曼，我初看还以为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音乐家，但总觉得不可能，停下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是一个同名的人，他是法国政治家，被誉为“欧洲之父”。

我孤陋寡闻，这么重要的人居然都不知道。

他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推动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舒曼计划”，从而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为欧盟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他出任了欧洲议会的第一任议长。

简单了解了一下他的生平，我特别强烈地体会到了人的经历是如何决定了他的观念的：舒曼的父亲是法国公民，出生于与卢森堡接壤的洛林地区，因此他的母语为卢森堡语。1871年，洛林被德意志帝国兼并，他又变成了德国公民。舒曼的母亲出生于卢森堡，和舒曼的父亲结婚后取得了德国国籍。舒曼是在卢森堡市出生的，但他出生时的国籍是德国，德语实际上是他的第一语言。他24岁就在柏林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也属于天赋异禀。1919年，一战后，洛林又被划给了法国，他又成了法国人。法语是他上学之后才开始学习的，因此他的法语永远都带着抹不去的口音。很快，二战爆发，他这时担任法国议会中阿尔萨斯-洛林小组的组长，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战后，他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46年成为财政部部长，1947年担任法国总理，1948年到1952年，他出任法国外交部长。

作为外交部长的罗伯特·舒曼很想把欧洲各国联系在一起。1951年4月18日，几个国家在巴黎签了一个条约，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大家都觉得，这是欧洲在政治上朝着更紧密联合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那时二战刚结束没多久，德国和法国的老百姓之间的仇恨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舒曼的这个欧洲共同体的想法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反而还招致非议，他很无奈，被迫辞职了。

在广场的展览导语上，着重列出了他的一句话，译成中文大意如此：

欧洲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按照单一计划来实现。它将通过具体的成就来建立，这些成就首先创造了事实上的团结。

罗伯特·舒曼

1950年5月9日

如今再看他的这番话，不得不感慨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与耐心。

继续往前走，忽然看到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画像，还有两面残破的墙体，被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内。

这残破的墙体，应该就是柏林墙吧？看了介绍，果然是：

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冷战时期德国分裂的开始，同时也成了东西方阵营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柏林墙的倒塌是1989年德国统一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象征着冷战的结束和德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柏林墙不仅是物理上的隔离，它还代表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两个德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那为什么要把肯尼迪的画像放在两面柏林墙之间呢？他对于推动欧盟成立的贡献是什么？

我好好研究了一番，发现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大西洋伙伴关系”。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非常快，但美国人发现，这个新的共同体似乎要将美国边缘化，这是美国不同意的，美国还需要欧洲和它一起来跟苏联进行冷战对抗。

肯尼迪政府给德国（西德）施压，因为德国是战败国，必须服从，因此法德和解的《法德条约》，被迫加上了一段强调大西洋联盟的重要序言，实际上，这意味着确立了美国对于欧洲的主导地位。

什么是欧洲？如果脱离了美国来谈论今天的欧洲，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同时，肯尼迪政府还特别支持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利用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加强对欧洲的掌控。

我瞬间想到，欧盟马上要进行的这次选举，是英国脱欧之后的首次，颇受多方关注。

唉，这历史的诡异与反复，谁又能想到？离开英国的欧盟尚且可以想象，但没有美国的欧盟是什么样子的？这非常值得有新的想象。

我绕到这柏林墙的背后，居然看到一个移民用睡袋包裹着自己，睡得很香甜。他，肯尼迪，柏林墙，也许还有我和国民这俩围观的中国人，一同构成了耐人寻味的景观。

如果纯粹谈论政治，就是如此残酷，权力的欲望，权力的制衡，权力的流动，权力的失控……因此，“文化政治”这个概念就愈加重要了。在这方面，我对美国批评家杰姆逊的“文化政治”理论很认同：文化里藏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文化。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加工厂”，认为里面藏着很多我们没意识到的政治观念。文化不只是现实的镜子，还能成为未来的蓝图，带给我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这正是改变现实的内在力量。这种“乌托邦”式的文化，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推动社会向前走。

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反映了现状，也反映了人们的理想。

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我在广场上还观看了一个露天摄影展：比利时摄影师Lieve Blancquaert的We Are Europe （“我们是欧洲人”）。

我询问了国民，这个摄影师的名字属于什么语言？怎么读？他解释说，Lieve Blancquaert这个名字中的“Lieve”是荷兰语，意为“亲爱的”，通常用作亲切的称呼。而“Blancquaert”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法语姓氏，因为“Blanc”在法语中意为“白色”，“Quart”或“Quaert”可能与“四分之一”有关，这样的组合在比利时法语区是常见的姓氏。因此，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个双语区比利时人的名字，生动代表了比利时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尽管我对这个摄影师并不熟悉，但她拍摄的照片令我印象极深。她走访了欧洲不同的地区，留下不同人们的面庞，最为标志性的是：照片中所有人的背后都会放置一块相同的灰黑色背景板，这样一来，瞬间就让写实的照片具备了超现实感。我甚至想起了小时候去老式照相馆的那种亲切感。背景板在召唤着凝视。凝视现在似乎被污名化了，尤其在性别误解中。实际上，人们需要凝视与被凝视，在凝视中人们认识了他者，也认识了自我。我凝视着这些陌生的“欧洲人”，先是觉得欧洲的多元化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就像中国的多元化也一定超出欧洲人的预期一样；但慢慢地，随着对一张张照片的沉浸，我觉得这些“欧洲人”不再陌生，就像我身边的人，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我的孩子。我再一次忘记了种族的“面具”，来到了人本身的语境中。我想，这肯定也是艺术家想要传达的吧。

在展览的最后，有一篇短文，描述了作者在1989年11月9日的经历：那一天柏林墙倒塌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短文，翻译如下：

1989年11月9日，我驾驶着我那辆旧的沃尔沃240前往东柏林。我本应在11月10日为一位著名的东德诗人拍摄肖像，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但那一天，历史被创造，我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力量。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墙倒了。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神奇的，是一种纯粹的幸福。这与东德人那种感染力极强的兴奋情绪有关。我仍然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墙边，最终爬上并越过它。没有人能再阻止这些人了。这是解放。然后还有来自西侧人民那无尽的、震耳欲聋的、美丽的掌声。在二十八年的分离后，人们渴望团聚，渴望拥抱彼此，这种愿望是美妙的，并且被证明是不可阻挡的。我们都相信团结的力量。每个人都只想要一件事：把冷战抛在身后，真正重新开始。成为一个温暖而团结的大陆。

那个事件的记忆是我最初开始整个欧洲之旅的动机，这促成了这个摄影项目。这是一次偶然相遇的旅程，我只能通过我自己的主观镜头展示那个广阔而复杂的欧洲的一小部分。在这27个国家和24种语言中，最重要的是我想听到、感受到并找出今天仍然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同时，我也对这个并不总是团结的联盟的脆弱性以及我们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

欧洲看起来确实是个大杂烩，一个混杂体，但对我来说，实际上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它是我的家。我喜欢这样说：“我们是欧洲人。”

这是非常诚实的声音，美好、脆弱与焦虑不可避免地搅拌在一起。暂且不论欧盟现状如何，仅仅是这种努力超越现代以来不断强化的“民族-国家”模式，就特别值得钦佩。在我看来，人类必将从视野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向全人类的文化共同体。这个过程是不会一蹴而就的，不知道还要多久，但我坚信，它一定不会比现有的人类文明史更长。人类的文明毕竟是以加速度在进步的。

我和国民坐在不远处的咖啡馆里休息了一会儿。国民说我们不能久坐，他还约了画家文海，文海会带我们去参观比利时皇家美术馆。

文海在美术馆门口等我们，他戴着白框眼镜，身着米白色风衣，一看就知道他不仅是艺术家，还是我的同龄人。随着年岁增长，我格外关注自己的同龄人。他们的不同状态，都生动地丰富着我对生命的观察与理解。因为对我来说，自己就是生命本身的参照系。任何的探究，都需要一个参照系。

我的同龄人文海有着我所期待的睿智，他没有客套，直接就带我们去展厅参观。他步伐很快，语速也很快，那种想分享更多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言语间，我知道他大约是中学毕业后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然后选择留下来，在这期间，他做过很多的事情，终于得以靠艺术来立身。现在他已经娶妻生子，在布鲁塞尔彻底安家落户了。

他告诉我，这家美术馆收藏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2万余件艺术珍品，涵盖绘画、雕塑等多种形式。

“但它其实跟拿破仑有关，当时法兰西帝国盛极一时，拿破仑从欧洲各国掠夺艺术精品，太多了，卢浮宫都放不下了，所以又在布鲁塞尔建了一个美术馆，把很多艺术品运过来。”

“原来如此，”我感慨道，“这就是欧洲。”

然后他径直带我们来到了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面前，感受法国大革命的激荡。曾看过历史课本上的小画，如今真迹在前，必须要好好端详。

革命家马拉浸泡在浴缸里，手中仍握着未曾寄出的信件，刀伤裂开如绝望之眼，面容却带着一丝平静。大卫的笔触精细，光影处理恰到好处，使整个画面充满了神圣的悲剧感。这不仅仅是一幅肖像画，更是一段凝固的历史，一场革命的象征。我感叹于画家的表现力，也思索着历史的无常。总有些人在大时代拥有更大的影响，却也会付出残酷的代价。

这时，文海从技法上给我剖析了这幅画的精妙。他说大卫在画中省略了暴力的血腥场景，马拉的伤口仅是一道微小的红痕，让死亡有了一种宁静感。

我点点头，他进而拉我走到画的近前，让我仔细看马拉的胳膊。他说：“那种肌肤的灰黄色就是画板木材本身的颜色，没有加其他颜料。”这个细节让我大感震撼。

这一路，也看了一些美术馆，但从未有真正的艺术家在身边这样细腻地讲解，于是，我整个人得以完全放松下来，任他带领，拓展见识。

在博斯的《圣安东尼的诱惑》面前，他让我们领略到宗教三联画的寓言魅力，人类跟魔鬼在持续斗争，渴望着神的救赎。由此，他又给我们细讲了弗拉芒画派，一路看了伦勃朗，鲁本斯，以及老勃鲁盖尔，尼德兰地区那朴实而生动的民间世界真是令人向往。

这时，我看到了凡·戴克画的耶稣会神父德拉法耶的肖像，我之所以记住了被画者的名字，就是因为这幅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神父眼神中的光仿佛还在跟我对话，完全如真人一样。

“太像了。”我喃喃自语。

文海听到后，讲了一件他自己的事，再一次予我冲击。他说自己刚到比利时的时候，因为在国内学的美术，故而基本功很扎实，他对此也感到很自信。但到了布鲁塞尔，老师却告诉他，画得像不像不重要，关键在于观念和想象力。这让他当场“石化”，因为这里曾是最讲究技巧的地方，他以为在这里会接受更严苛的技法训练，可没想到的是，这里却早已放弃了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是与时俱进的，他不得不打破自己原有的认知，重新开始。

听完他的话，我很想看看他现在的画作。我也不免想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的当下，所谓“文笔”好坏也不再是文学最重要的了，作家最重要的也是观念与想象力。你需要更加大胆和极限地去呈现你的主观宇宙，唯有这样，才可以抗衡人工智能在写作模式化方面的突破。

想到这些，我独自在老勃鲁盖尔的《通天塔》一画前呆立良久。通天塔就是巴别塔，人类曾经说同样的语言，因而团结一致，修建了通天之路。眼看这塔就要进入天界，上帝震怒，让人类分裂成说不同语言的人群，从此，人类再无通天的能力。

人类把人工智能当成是正在修建的通天塔，但实际上，这座塔并不是塔，而是特洛伊木马，里边藏着人类为自己制造的上帝。这一次，惊喜不在天界，而就在这塔的内部。

走出古典艺术展厅，旁边便是马格里特博物馆。我特别喜欢他的奇思妙想，比如那同幅非常著名的画《图像的叛逆》：他画了支烟斗，下面却写着“这不是一支烟斗”，以直观而悖论的方式，探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他就像是美术界的卡夫卡。

“马格里特呢，1898年出生在比利时的莱塞纳。他父亲是裁缝，母亲是帽商，家里经济条件还凑合，但他的童年不太幸福。”文海顿了一下，继续说，“14岁那年，他母亲因为长期抑郁自杀了，投河死的。据说，他亲眼看到母亲的遗体被打捞上来，她的脸被衣服遮着。这事对他影响挺大的，他后来的作品里，老是有神秘面具和隐藏面孔，恐怕就来自这种内心创伤。”

“原来如此，”我忽然想到，“刚刚那些经典大师，不是法国的，就是荷兰的，很少有比利时的，而马格里特是地道的比利时人，也证明了比利时独立后，自身的文化创造开始勃发。”

“有道理。”文海点点头，“马格里特最适合作家看了，观念性比较强，你就尽情看吧。”

马格里特确实是最懂“文学性”的画家。他画中的云朵、帽子、苹果、窗户，都是寻常之物，但组合在一起，立刻变得奇诡，就像是现实与梦境交汇处的样子。

在画作《人类之子》中，一位穿西装的男子的脸，完全被一颗漂浮的苹果遮挡，如果从宗教角度解读，会不会指欲望遮蔽了人们的真面目？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人们是不是总被某些既定的观念遮挡了真正的视野？这样的联想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人类境况》跟《人类之子》异曲同工，画的风景和窗外风景并置在一起，并完全融合，不仅在暗示真实和虚构根本没有界限，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是受制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只是我们深陷主观，几乎没法找到那个主客观的分界线。

哲学思考和视觉奇观就这样在他的画中变得水乳交融，因此，他的画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更是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

这个博物馆是全球最全面的马格里特展馆之一，展示了他各阶段作品，从早期到超现实主义经典，再到后期抽象实验，我竟然就这么毫无预期地与它相遇了——我深感幸运。

这会儿，天色渐晚，国民告诉我，晚上大使馆的高参赞还安排了一些本地朋友为我接风洗尘，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出发了。我受宠若惊，非常期待。于是，我们“兵分两路”，文海开自己的车，我继续乘坐国民的车，到用餐地点再汇合。

在车上，我向国民感慨，这一天的收获实在太丰盛了，可国民突然说，可惜没去看看北约总部。

这时，我再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北约总部也在布鲁塞尔。我好歹算个知识分子，居然都没留意过北约总部在哪儿。也许，我潜意识里一直觉得北约总部必定在美国的五角大楼吧。

“要不现在去看一眼？”我试着说。

“看一眼的时间还是有的。”

国民一脚油门，我们七转八转，很快就到了北约总部附近。

“那是北约以前的地方。”顺着国民的手指，我看到一组老旧的建筑群落，是砖墙结构，“现在搬到了马路对面。”我扭头再看，是那种再熟悉不过的现代建筑，被蓝色玻璃幕墙包围着。

那是几组小楼，并不高，相当低调隐蔽。如果没人告诉你，你在车上根本不会留意。但是现在，你知道了它是北约总部，那不起眼的小楼立刻就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我准备下车走近看看，但国民说，就在车上看吧，太近了怕引起误会，毕竟是军事重地。也有道理，我就从窗户缝里往外看，这样反而更像特工了。特工的观看，目的性很强，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什么。

“看了欧盟总部，再看北约总部，才算看清了欧洲。”我只能这么自嘲。

聚餐的地点在一家泰国餐厅。据国民说，这里的泰国菜馆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开的，其实日本菜、越南菜馆大部分也是中国人开的。可以说，中国人已经把欧洲的亚洲美食都包办了。这种变化还是巨大的，中国人确实擅长做餐饮，但过去到欧美都是洗盘子的，现在终于可以当老板，做经营，确实不一样了。

我们仨到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落座了。

大家把桌子拼成一个长条，围坐了起来。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高炜先生，因为他个子非常高，感觉在一米九以上。他是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一直致力于在当地推广中国文化。他首先给我介绍了席间的两位长者——魏崇明和阮丽明。

魏崇明是比利时华裔第三代，其祖父魏宸组是清末留学生，曾在20世纪初担任驻比利时公使，并参加了巴黎和会。魏崇明本人则是比利时首位华裔大使，曾历任比利时驻加蓬（兼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韩国（兼驻朝鲜）大使。阮丽明是一位旅比的中国台湾画家，自幼拜张大千的入室弟子孙云生为师，专攻国画。1972年，她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攻读油画专业，致力于将中西绘画艺术融合起来。魏崇明与阮丽明两人一见钟情，携手至今。

接下来，高参赞向我介绍了中欧书画与艺术论坛主席宫元，他也是本晚聚会的实际组织者，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结识了大书法家启功先生，成为启功先生的助手之一。他专门送了我一幅他的书法，笔法老辣，功力深厚。

然后是徐志安夫妇，俩人都是上海人。徐先生是根特大学博士，自己创办了一个软件公司，他也是旅比华人专业人士协会的前主席。据说他们的儿子很厉害，开发了自己的软件，成功后，也创立了公司，成为比利时著名的独角兽企业，现在即将在美国上市。

还有昱雯，她在大名鼎鼎的葛兰素史克工作，是我们的同龄人，非常亲切。

在布鲁塞尔能见到这么多有创造力的华人，我相当开心，跟大家不断交流着布鲁塞尔的一切，直到宴会结束后还意犹未尽。文海邀请我、国民和昱雯再去他的画室小聚，这是同龄人的聚会，我当然求之不得。

文海的画室到了，有自己的庭院，浓郁的中式风格。在这里从事艺术工作，完全可以气定神闲，但为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地方，艺术家不知道要付出和积累多少年。我指的是，艺术家必须要跟这个世界斗智斗勇，才能获得认同与物质。

我终于看到了他的画，完全符合我的想象：一种相当现代的艺术想象力在其间流淌。

我们聊着彼此的经历，同龄人之间的情感特别容易引发共鸣，越聊越欢快，仿佛已认识很久。遇到知己要喝酒，我自然更想喝比利时的啤酒，但文海除了啤酒，还买回来了伏特加。看这个样子，他是担心啤酒的度数不能让我们更尽兴。如果有53°的中国白酒，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于是，我索性一边喝啤酒，一边喝伏特加。就这样，在聊天中，我不知不觉喝多了。国民非常靠谱，把我送回了酒店，看我进了房间，他才离开。我记得回家路上的经历，但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话，但愿没有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胡话。我靠着最后的意识洗漱了一下，然后瘫倒在床上。

在异国他乡，跟一见如故的朋友喝一场酒，多么令人踏实。否则，你只是如风飘过，未曾真正停留。

语言全都融化成了字母

（2024年6月2日）

昨晚真的喝多了，早上艰难地爬起来，宿醉的难受让我对早餐没有任何胃口。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原本想着在Uber（优步）上叫车是很方便的事，结果忽然发现我的Uber在这里用不了，因为国民一直护送我，我此前没有测试。这下，我被彻底惊醒了。我直奔前台退房，顺便让前台帮我叫的士。还好，的士很快就到了。

到达布鲁塞尔南站后，我懵了。我面对的是两种陌生的语言，荷兰语和法语交替出现，英语像中文一样稀少，就算有，也完全融化在其中了。英语，法语，荷兰语，它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字母的不同组合而已。

站内广播交替播放着法语和荷兰语，电子屏上跳动的信息像加密符号。攥着车票反复核对，发现车次编号偏差了一位，所幸终点站明晃晃标着“Amsterdam Centraal”（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再不济，我还是能看懂这个地名。

我本应该从3号口上车，然而进了电梯后，一个黑人小哥告诉我电梯坏了，让我从旁边上楼。我走到旁边，左边是电动扶梯，右边是楼梯，我手里提着巨大的行李箱，心里不自觉地认为，一定有扶梯。可我坐扶梯上去之后找不到3号口，只能又下来。我求助了一个看起来像中国人的小伙子，一问真是中国人，我在这方面确实不会错。他帮着我一起找，最后确认，我只能提着箱子走楼梯。此时，离开车只剩下10分钟了，我只能独自拎着行李爬楼梯，然后奔向站台，突然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只有心脏还被酒精控制着，供血吃力。

上车后，跟巴黎不一样，没有黑人小哥帮忙抬行李。行李架已经塞得满满当当，我只好把箱子立在厕所旁边。刚刚坐定，车就开了。虽然这会儿累得快喘不上气了，但毕竟还是幸运的。

当列车驶出城区，晨雾散尽的佛兰德平原在窗外舒展，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但这时，剧烈的呕吐感袭来。因为宿醉和剧烈运动，我居然晕车了。我去了卫生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得回到座位上，努力忍受强烈的呕吐感。在旅途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包括乐极生悲的这种时刻。

我对面的哥们，看上去应该是欧洲跟中东混血的，戴着大金链子，穿着白色的运动鞋，但他这会儿把鞋脱了，跟中国大叔并无不同。他一直捧着手机玩，这个世界很快就只剩下手机了。我想，当脑机接口技术成熟了，人们闭上眼睛就能在脑袋里玩手机了。

唉，如果这时能吃到比利时巧克力就好了。我这会儿才想起来，他们送我的巧克力，还在文海的工作室里呢。我会找时间来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