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28权威时评

人民日报系时事素材精选

1、不要用老眼光看待中国竞争力

浙江日报2026-06-26

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不是某些人猜测的主要靠政府补贴，我们也补不起”。

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直言。面对全球精英，他还抛出系列论断：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拼”出来、“用”出来、“育”出来的，中国提供的是“中国机遇2.0”而非“中国冲击2.0”，外资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

这些判断，直指一个核心问题：世界该用什么眼光看待中国竞争力？

海外有一种误读，认为中国产业崛起靠的是政府补贴和低成本模仿。随着中国在一些优势产业上不断走向世界，一些政客和学者又包装出“中国冲击2.0”概念。这暴露出置身事外者难以感知的认知盲区。

国外观察者要客观评价中国竞争力，起码要直面三个事实。

首先，中国竞争力的升级，货真价实靠创新。这种创新并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修辞，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式的作秀式创新，而是咬紧牙关、埋头苦干的实打实创新。为此，中国各行各业，从科研界到企业界再到工人阶层，近几十年来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外有“卡脖子”技术的刻意围堵，内有科技创新突破前的奋力冲刺。这种局面，国外的一些观察人士没有置身其中，未必能直观感受到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但其中甘苦与冷暖，中国人刻骨铭心。

以浙江为例，从20多年前作出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力自主创新，到近年来集中攻坚“创新浙江”建设，再到今年部署加快建设“一流创新生态”，历届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这并非孤例。深圳“四个90%”的创新投入在企业，合肥锚定量子科技忍受多年“豪赌”质疑，皆是如此。李强总理直言“补不起”，既是事实陈述，也是逻辑澄清。靠补贴根本撑不起今天的竞争力。

其次，创新对中国竞争力的赋能不是缥缈的愿景，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进行时。

以往，外国公司在中国更多是开设工厂，或者请中国工厂代工，现在开设的科技研发、技术服务企业越来越多。2025年，中国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跨国企业正从把中国当工厂，转向把中国当研发中心。

实践层面，更是花开遍野。宇树科技2016年创立，如今其机器人不仅登上中国春晚，更亮相美国达人秀，让全球观众惊叹。DeepSeek等大模型企业的开源突破，同样震撼业界。从“杭州六小龙”到“杭州新八骏”，浙江创新企业迭代速度折射的是整个中国的创新活力。放眼全国，更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

再次，现实面前，要勇于打破滤镜、放下成见。

这些事实摆在眼前，然而一些外国舆论和政客仍反复炒作“中国冲击2.0”，重复中国竞争力源于低成本出口的陈词。这其中的缘由有二——

其一，利益使然。承认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一些领域更胜一筹，意味着接受竞争格局的根本改变。这种利益调整并不让人舒适。所以，“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其二，思维惯性与刻板成见。多年来“廉价劳动力”“政府主导”等标签已形成路径依赖。破解之道，既需外部摘掉有色眼镜，也需中国加大力度向世界讲述创新故事，让事实穿透壁垒。

实际上，中国多次表明不追求贸易顺差。进博会连年举办，敞开市场大门；近期取消太阳能领域出口退税，以行动调整结构。这些信号是向世界的真诚宣示，也是实际行动。对中国产业界而言，更要壮士扼腕、刮骨疗毒，走出内卷和恶性竞争，以创新、服务和品质取胜。

用老眼光看中国，看到的永远是过去。中国竞争力已迭代升级，看待它的眼光，也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周哲）

2、为市场“新陈代谢”主动清障（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2026年06月25日

让“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一直是个难题。如今，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有了新抓手。不久前，市场监管总局选取北京、河北、江苏等7省（市）开展由登记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试点工作。

这一新举措，源于修订后的公司法专门增加的一项规定，有关部门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作为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清算。这不只是让“僵尸企业”的退出多了一种方式，而且大大增强了治理的主动性。

以往，那些经营异常的企业，主要由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由于这样的企业往往没有多少财产可供清偿，债权人推动强制清算的收益不大。退出市场需要完成清算、还债、销户等多个步骤，企业主动退出的动力也不足。此外，也有些地方担心企业退出带来不良影响，会对“僵尸企业”进行“输血”。多种原因交织，导致市场难以真正实现优胜劣汰。

打破这样的不良循环，必须找准症结、精准发力。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强制清算试点，正是抓住申请主体这一关键环节，由登记机关主动作为，为市场“新陈代谢”清除障碍。登记机关作为申请主体，可以更好整合多部门数据，提供更完整的证据链，缩短强制清算工作的周期，节约宝贵的行政和司法资源。比如，江苏构建经营异常企业公益强制清算退出的常态化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共办理公益强制清算注销登记1.8万余件。

强制清算“僵尸企业”，并非单纯的司法或行政问题，而是涉及提升政府效能、优化要素配置的系统工程。清退的目的，是让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新流动起来，配置到更有活力的新产业、新业态中去。因此，必须同步完善资产处置、职工安置、债务化解等配套机制。

此外，强制清算之前，应做好“帮扶疏导”，提升企业自主退出的便利度。比如，今年前5个月，北京通过简易注销程序退出市场的企业占注销企业总数的64.95%。把破与立、退与进统筹起来，才能让市场上的无效供给尽快出清，为高质量发展腾出宝贵的空间。

企业退出市场，会造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主动积极作为、增强制度刚性的同时，必须做好精准识别，进行分类处置。比如，四川内江市在开展经营异常企业公益清算试点的过程中，建立起“诊疗式”分级分类挽救与处置机制：对有潜在风险的“未病”企业提前预警，对有经营隐患的“小毛病”企业精准帮扶，对患有“大病”的企业通过庭外重组、预重整、司法重整等方式救治，对“病入膏肓”的“僵尸企业”通过公益清算引导有序退出。

经营主体退出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要求我们加快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更好发挥市场优胜劣汰作用，促进更多资源向高效领域集聚，方能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3、打破功利焦虑，让专业选择回归“自我实现”

南方都市报2026-06-27

2026年高考放榜季，两条新闻在舆论场中激起了涟漪。广东广雅中学的吴子萌同学在知晓自己优异成绩时，正漫步于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展厅，即使接到了来自清华北大的电话，心情却平静如水；而“网红教授”郑强则对着镜头直言，考生家长不必在专业选择问题上执著于“四年后哪份工作能找钱”，因为产业的变化很快。

两条看似不相干的消息，都与焦虑有关。只要家有学子，“学文还是学理”“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这两个话题，相信在不少学生及其家庭中都曾引发争议、催生焦虑。

吴子萌的选择在当下语境中似乎有些另类。当“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历史、考古动辄就会被贴上“冷门”“难就业”的标签，这个姑娘却能在博物馆的古物前感受到“穿越古今的连接感”。

更令人动容的是她与父母的沟通。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最终获得选择的权利，这不仅是家庭内部的和解，更是一场关于教育本质的微型启蒙。她说:“如果选了不喜欢的，即便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不一定能体会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番话之所以引发不少人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刺破了弥漫在当代教育中的功利泡沫。

郑强教授的告诫则是从另一维度提供了佐证。他提醒家长“产业的变化很快”，今天的热门专业，四年后或许已是明日黄花；当下的高薪行业，未必经得起技术迭代的冲击。

郑强的这种判断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被反复验证的时代规律。从金融业的周期性震荡到互联网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从人工智能对传统岗位的替代到新兴职业的不断涌现，“铁饭碗”“金领职业”的概念正在被不断改写。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专业选择简化为“找钱”的算术题，随波逐流，又何异于在流沙上修筑长城?

一个是刚刚经历高考的青年学子，一个是阅历丰富的大学教授，不难看出，二者的观点在内核上高度契合，即在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不应被短期的世俗利益所裹挟。作为学生，只有对自身兴趣和能力有明确的判断，并且愿意为此坚持，才可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实现自我价值。无数事实说明，当一个人将内心的热爱与自身的优势相结合时，他才会迸发出最大的内驱力。

当然，强调兴趣与自我实现，并非鼓励盲目追梦或完全不顾现实，而是要在“热爱”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吴子萌并非只有一腔热血，她优秀的学业成绩给了她选择的权利；她也会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选择专业”，这说明她具备理性的边界感。郑强教授强调进入大学首先要打好基础，可谓深中肯綮。基础学科或许不能立刻变现，但它培养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人文底蕴，却是应对未来一切不确定性的坚实铠甲。

志愿填报终将尘埃落定，人生的长卷才刚刚展开。在这个加速变迁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定力至关重要。那些能够在纷繁选择中听见内心声音，并愿意为之坚持的年轻人，或许才算是真正掌握了面对未来的能力。正如考古学需要耐心地拂去尘土才能发现文明真容，人生的价值也需要穿越功利迷雾，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显现其本真的光芒。

4、桔橘”之争与“小面”之辩，我们需要怎样的商标治理？

人民锐评2026-06-26

最近，围绕商标法修订草案和几起商标维权事件的讨论，让这个问题变得格外具体。

6月23日，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释放从“优注册”到“强治理”的鲜明信号。一些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类似来自流水线的“手打”“手擀”挂面、让人误以为“零添加”的“0”商标，如今都会踢到“钢板”。

与此同时，面对“桔子酒店”与“橘子宾馆”之争、“遇见小面”与“渝见小面”之辩，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相对弱势的小商家，这反映公众既反对商标侵权、也不鼓励商标滥权的朴素认识，也将商标治理精细化的课题推到了台前。

商标保护与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平衡，需在多元诉求之间找到共赢空间。既要维护品牌商誉，防止消费者被误导，也要保障小微经营者的合理生存空间，不能把市场竞争变成符号“圈地”的零和游戏。激励真实经营和价值创造，才是商标制度的初衷。

从更大视角看，我国正处于从商标大国迈向品牌强国的重要阶段。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这是法治市场建设的必然结果，但把商标量级升级为品牌能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经营者来说，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商标天经地义，但这只能作为一种防御性手段。要想真正锻造出有影响力的品牌，还是要在自身产品、服务、技术等硬实力方面下真功夫。靠抢注囤积拿下的“铁招牌”，或耍心机、玩套路得来的“纸招牌”，都不可能长久，还是要老老实实围绕用户提升自己，锻造“金字招牌”。

今天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就是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以及托举这个生态的制度体系。从商标法的修订，到关于商标保护边界的理性讨论与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制度体系随着新问题新矛盾新风险的出现而持续更新、不断进化，正是为了更好匹配发展新需求与人民群众新期待。

保护创新，不能以遏制创新为代价；维护权利，不能以抑制活力为结果。商标治理的深层转向，最终指向的是注重诚信经营与品质创新的价值回归。让企业回到经营本身，创造千千万万“金字招牌”，方能共同托举经济高质量发展。（陆泽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