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沿发展成果，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中国工业机器人贸易规模一直保持迅猛增长的势头，从2014年的10.43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23年的28.36亿美元，表明国内企业凭借工业机器人贸易关联深度且紧密地融入了错综复杂的全球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中。与普通商品贸易网络相比，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蕴含着丰富的工业机器人产品和信息技术资源，处于其中心地位的企业在机器人产品和信息资源获取方面占据优势，进而推动企业工业机器人进口规模的扩大，直接诱发资本深化（即企业采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呈现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的特征并改变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致使企业收入分配问题愈加凸显。已有大量研究从技术冲击的视角探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然而鲜有文献关注企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地位的收入分配效应。区别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直接效应，企业在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中的地位通过集聚效应对收入分配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因此，随着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机器换人”现象愈发明显，在劳动技能与技术匹配的过程中，若制度保障无法及时跟进，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从而加剧企业收入分配失衡。换言之，短期内企业在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中获取机器人产品投入生产时，若想同步实现稳就业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就离不开政策的有效干预。作为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被广泛认为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那么，是否可通过税收政策缓解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收入分配的负向冲击已成为亟需探讨的重要议题。

     薪酬抵税政策是面向企业职工薪酬、积极鼓励企业使用劳动要素的税收政策。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我国对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实行限额扣除，超额部分需缴纳高额所得税，导致企业税负加重、用工成本提高。自2008年1月1日起，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工资薪金支出的税前扣除政策予以统一，将企业薪酬支出的税前扣除方式从限额抵扣改为据实抵扣，大幅降低了企业薪酬税收成本，有利于促进企业调整薪酬和雇佣规模，改善企业劳动与资本要素的投入组合，缓解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引致的资本深化现象，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该政策将税负从企业转移到国家财政，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政府稳就业的信号，引导企业在投入工业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的同时承担扶持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责任，消减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冲击，进而提高企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调整劳动力技能结构并影响技能溢价。此外，该政策部分降低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促使企业增加劳动要素投入，从而加剧企业内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激励低技能劳动者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影响技能工资差距。可见，在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作为短期缓冲措施的薪酬税收激励为劳动力技能转型争取时间，有助于推动劳动技能与技术的匹配，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并维护短期就业稳定和减少转型阵痛。因此，探究工业机器人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及薪酬税收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有助于短期内利用税收政策应对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冲击，以推动企业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