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13、14世纪的英国辗转从欧陆的东方游记中获取有关契丹（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源于鲜卑族宇文部，五代宋初建国，国号“契丹”，后改为“辽”，统治北方区域200余年，1125年灭于金，残部在耶律大石带领下向西迁徙，1132年在今新疆额敏建立西辽，强盛时扩张至中亚，为西方所知）的传奇故事。

1267年，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在拉丁文著作《大著作》中引用法国教士鲁布鲁克的东方见闻，首次提到中国和中国风物，认为向西航行可能到达印度群岛和契丹，力劝教皇对世界进行“全面而精确的调查”，成为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知识界对“文明、富有”的契丹的认识起点。

14世纪早期，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前往印度、中国时，同行的人中有一名爱尔兰神父。鄂多立克去世后，英国“散文之父”曼德维尔将从《鄂多立克东游录》脱胎而来的对蒙古和契丹的想象结集成《曼德维尔游记》一书，与《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并列成为欧洲当时描述中国形象的三大游记。

14世纪末，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雷·乔叟除了在译作《哲学的慰藉》中延续西方自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克泰夏斯笔下的“丝人”和“丝人国”传统，称中国为“赛里斯之国”（Serica/Seres）外，《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杜撰了关于中国和大汗的有趣故事，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神奇、富饶、高度文明的乌托邦国度，继续在想象的蔓延中沉浸于对遥远丝国的无限向往。

在这种想象与向往中，一件真实的元代青白瓷方特希尔瓶成为已知幸存的、最早到达欧洲的瓷器，并在多番流转中，一度曾安家英国：

1336年，元顺帝派使团携带给教皇本笃十二世的信出访欧洲，途经匈牙利时，把方特希尔瓶送给了匈牙利兼波兰国王路易斯大帝，国王命工匠在瓶身上加装柄、托、盖；1381年，路易斯大帝把方特希尔瓶赠给那不勒斯的查理三世；16世纪，方特希尔瓶流传到法国，1713年前后，法国收藏家盖尼亚请画师为方特希尔瓶画了一幅水彩画，清晰描绘金属配件上的纹章和铭文。法国大革命后，大量宫廷珍宝流落到巴黎的店铺展柜中，此瓶也被卖给英国小说家兼收藏家威廉·贝克福特，并被一直保存在方特希尔修道院，如今收藏于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时期，葡萄牙、西班牙领先英国，找到通往东方之路：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通过近半个世纪的走私贸易，建立起双屿（位于今浙江舟山）、漳州月港（位于今福建漳州）、上川（位于今广东）等贸易点，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格尔明街成为销售中国瓷器的集散地，各国商人争相购买、转销。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成功后，一条从里斯本到达中国南部的海上航线正式得以建立。同一时期，西班牙发现了绕道美洲、跨越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接近中国海岸线的道路。

当时，受《曼德维尔游记》的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像中国那样激发早期都铎王朝的想象力，他们相信，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其统治者大汗是挪亚的后裔”：1497年至1499年，热那亚人约翰·卡波特奉亨利七世之命从英格兰向西航行，寻找通往契丹的航路，误将船队到达的北美东岸认为是“契丹的东海岸”；牛津大学新学院从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那里收到了最早抵达英国的中国瓷器——一件龙泉窑青瓷碗，并于1516年左右镶以镀金银质衬里和底座；亨利八世的宫廷里至少有四件来自远东的陶瓷器物；伊丽莎白一世1574年的盘子和珠宝清单上，列出了七件称为“pursseline”或“purselyn”的瓷器。

1576年至1578年，英国兴起了一个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寻找通往中国之路的“契丹探险”计划，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亦是该计划的股东之一。其中，“东北航道”上曾一度远至俄罗斯和中亚，但终因自然环境的严峻和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的阻挠等因素，告于失败；“西北航道”囿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也被搁置起来。

在寻找通往契丹之路的日子里，英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掌握的航路的渗透和测量、走私和劫掠并未停止。1576年，英国与葡萄牙签署协议，允许英国在葡萄牙所辖的任何港口进行贸易；1578年至1580年期间，英国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在巴拿马附近的海面上俘获西班牙船只，缴获与南中国海域相关的航海图；在危地马拉附近俘获的西班牙船只上获得大量中国丝绸和瓷器；1579年，德雷克经过菲律宾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从沿途的东南亚岛屿获得许多关于中国的消息，并将收集的一切带回英国，呈报给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1583年，伊丽莎白一世派商人约翰·纽伯里带信给中国明朝皇帝，请求“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但因葡萄牙人的扣留，这封信未能送达。

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迎来“没有海上霸权就没有大英帝国”的新时代。同年，英国航海家托马斯·卡文迪什第二次环球航行途中在爪哇岛停留期间，收集了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和一幅颇为详细的中国地图，包括对中国15个省的名称、主要城市、人口、军事力量和大致纬度等情况的介绍，成为英国当时不可多得的中国知识的总汇。如今，对这幅地图的注解《托马斯·卡文迪什携回大幅中国地图中的相关注释和参考》收录在《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一书中。

1591年，英国打破葡萄牙的海上封锁，获得进入东方的航海权；1596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再次派使臣本雅明·伍德随商船带信给明朝万历皇帝，表达与中国通商的愿望，不幸的是，由于葡萄牙的阻挠，这封信亦没能送达。

1600年12月3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英国向东方的扩张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印度尼西亚的万丹将贸易触角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附近。不过，当时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是荷兰，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展开了惊人的瓷器贸易：

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劫获满载中国瓷器的葡萄牙商船，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拍卖，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也派出使者参与竞拍；1614年，一艘荷兰商船从广州载运瓷器七万件至阿姆斯特丹，后转销欧洲各地——据统计，1604年至1657年，运往欧洲市场的中国高级瓷器超过三百万件，如果说葡萄牙的功绩是“让中国商品在西欧有了一种缓慢的传播”，那么荷兰人则“真正使瓷器大量进入欧洲市场”，1609年，伦敦出现了第一家专营瓷器的商铺。

1636年，英国军舰“伦敦号”抵达澳门，由于葡萄牙澳门总督的阻挠未取得任何成果；同年，约翰·威德尔奉查理一世之命率船队抵达澳门，遭葡澳当局阻挠后，于1637年前往广州，尝试与明朝进行直接对话，被拒绝后，引发明英海上冲突，最后以英船从广州载回糖、草药、生丝、瓷器、金元宝等600吨货物而告终。

1649年，查理一世因拒不接受用制度约束王权，以“叛国罪”被处决，人们在这位为收集艺术品而“不惜血本”的国王的财产清单上，发现了除提香、拉斐尔、达芬·奇等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外，还有许多中国的物品，并对日常瓷器和珍贵瓷器进行了明确区分。

国王詹姆士二世亦是一位东方迷，不但前往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询问汉籍书目的收藏情况，还委任宫廷画家为来自南京的教士沈福宗绘制了一幅画像。詹姆士二世对东方的热情，影响到他的女儿玛丽二世，她即位后在汉普顿宫的几间屋子里摆满了中国瓷器；在肯辛顿宫的一间房子里，154件瓷器（可能包括一些日本瓷器）被摆放在壁炉架、门框和窗户之间的架子上，其中有相当的比例都是康熙年间的外销瓷，品种包括青花、德化窑白瓷和康熙三彩，这些收藏使她得以跻身17世纪末英国几位女性瓷器收藏家之列，带动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女性对中国瓷器的消费欲望。

不但如此，玛丽二世还任命法国人丹尼尔·马洛特担任皇家建筑师，为其设计瓷器陈列室，不但使陈列瓷器的房间成为不可缺少的室内组成部分，而且使中国风格的设计出现在织物、墙纸、家具、银器等物品上。

1702年，安妮女王接续威廉三世的统治后，推行饮茶，中国瓷器“博得英国宫廷和上流社会的狂热称赞”；171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壶5000只，牛奶壶8000只，小茶叶罐2000只，各类碟盘12000只。

1714年安妮女王无嗣而终，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易继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位，成为乔治一世，英国历史进入乔治时代。在这个上承斯图亚特王朝、下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时期，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贸易网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出政党分立和社会黑暗等各种问题，“中国因素”成为议会党派争执中相互攻击的“他山之石”。

媒体上就有文章以“中国在政治和道德方面，超越于一切国家之上”，攻击在朝党缺乏道德，并利用“中国没有才能和学识的人不可能登上皇位”“中国皇帝愿意倾听臣民对卿相的意见，并鼓励任何人当面申诉，不加限制”“中国人的新闻报道必须符合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人，会受极刑处置”等对中国的开明统治、奖善罚恶和新闻自由的想象，批评英国社会问题。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广州设立商馆，对华贸易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快速发展时期，瓷器市场日益稳固，瓷器销量急剧增长，茶叶贸易日益兴盛；1730年后，英国超过荷兰，在对华瓷器贸易中占首要地位，欧洲的中国瓷器贸易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至伦敦；1775年，进口茶杯和茶托48000只之多，这些瓷具流入英国普通人的家庭和日常生活。

18世纪末，几乎每个英国家庭都备有一套茶具。女收藏家波特兰公爵夫人收藏的瓷器摆满了八个房间和三个壁橱，收藏的瓷器丰富、珍贵且稀有。1748年，曾参观过波特兰公爵夫人瓷器房间的蒙塔古夫人把家中的更衣室改造成“中国房间”，用来展示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哥哥给她带回的大量瓷器，吸引很多人访问参观。后来，“中国房间”成为蒙塔古夫人和女作家们一起聚会、学习、讨论问题的地方，见证着中国瓷器文化对英国女性在审美、情感、社交、职业等主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大量进口中国瓷器，导致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为保护民族工业，1790年，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瓷器征收高额进口关税，试图将后者逐出英国市场。为保护自身利益，英国商人奋起自救，以编造的园柳图案力挽狂澜——园柳图案在中国青花瓷图案中本是最为常见的一类，只是亭台楼阁加上《西厢记》等类的爱情传奇，让英国人目眩神迷，遐思不已，甚至有“富有想象力又热爱自由的女性把园柳图案背后的爱情传奇视为一种隐喻：只要意志坚定，就能摆脱家庭桎梏，成就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在这种无法遏止的意念的驱动下，18世纪末，高仿的园柳图案瓷器销量雄踞市场首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本土的瓷器生产发展起来，以1774年版《伦敦指南》中的数据来看，伦敦经营瓷器的商人多达52位，他们经销中国进口瓷器和英国本地生产的仿制品，被称为“瓷器人”（China-man），生意兴隆。1793年，陶艺家托马斯·明顿开办了维多利亚时期最重要的瓷器工厂——明顿瓷器厂。

1753年，医生、收藏家、博物学家汉斯·斯隆爵士去世后，把自己生前收藏的71000多种各类收藏品和50000本书籍和手稿全部捐赠给国家，同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以发行彩票的方式筹建大英博物馆的法案，用以安置斯隆的藏品。1759年1月15日，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国立公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免费对公众开放。

斯隆庞大的藏品中，苏格兰人詹姆斯·康宁汉提供了大量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植物标本；印花棉布商克劳狄·德普耶斯带来了中国和日本的稀有珍品；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则从中国给斯隆寄去一整箱精美物品。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1592年版《三国志》、1603年版《本草纲目》、明代版《图绘宗彝》等手稿和古籍（后转藏于大英图书馆），17、18世纪的苏州版画，一批清代琉璃器皿和龟石神像（如观音、寿老和八仙等）。彼时，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书画、玉器和青铜器等还没有进入英国人收藏中国的认知与践行领域。

瓷器制造业在英国本土发展的同时，为改善与中国的贸易，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1792年，“康乾盛世”之际，乔治三世以庆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为由，派出由马戛尔尼伯爵率领的使团访华，成为利玛窦之后中西交流的又一象征性事件。

1793年6月，使团到达中国澳门，然后沿海路北上，对沿途所经沿海口岸和内陆腹地的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社会制度、中英风俗对比留下了厚厚的观察记录，返回英国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伴随着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的描绘，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国形象在西方进入修正阶段的起点。

遗憾的是，因在面见乾隆时是否需要下跪这一礼仪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马戛尔尼使团最终没能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古老的东方帝国错失了一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的机遇。

使团送给中国的礼物，既有望远镜、天文仪、火炮、气泵、钟表等代表当时最新科技成果的实物，也有《英吉利贵族图像》《船舶及各种图画》《海米尔登氏藏爱褚利亚及希腊罗马古物图》《湖山风景图》《巴克氏城市风景图》《英吉利戏院图》（四卷本）等绘画和图册，为把实物的原理和功能解释清楚，使团成员中还专门带来了钟表匠、数学仪器工匠和机械师。遗憾的是，乾隆对这些礼物并不感兴趣。

虽然没有重视礼物传递的信息，但在拟定回礼清单的过程中，清朝也强调“因唎国系初次进贡且贡物甚多，非缅甸之常年入贡土仪者可比”，故在回礼上“颇为周全和厚待”，送出了包括灯笼、丝绸、瓷器、茶以及《历代帝王像》《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平定台湾得胜图》和《水法图》等绘画。其中，《历代帝王像》在乾隆心目中是“我所能赠送的，也是我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最珍贵的物品”，由乾隆亲手交给马戛尔尼大使。而《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平定台湾得胜图》都是体现乾隆“十全武功”的战图，寓意也十分明显。

使团带回的中国礼物还影响到乔治三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乔治四世的艺术品位。乔治四世统治时期，承袭了查理一世对艺术收藏和赞助活动的热情喜好，建立了完整的皇家收藏方针和记录程序，在卡尔顿、白金汉宫、温莎城堡以及布莱顿的皇家穹顶宫等王室建筑中，都能见到国王对富丽奢华装潢的坚持态度，特别是对东方事物的兴趣好感。在布莱顿皇家穹顶宫，有一组非常大的瓷宝塔，整体施釉下青花和釉上彩，并描上金，每一层都装饰着一系列精美的蔓叶花饰，每层门口都立着人物塑像，是英国室内装饰融合高度装饰的中国瓷器的突出代表。

通过乔治时代的发端、萌芽，1837年至1901年，英国历史进入维多利亚时代，蜕变为“日不落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科学艺术获得长足的发展。为展示英国的昌盛和强大，第一次万国工业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开幕，成为当时的举世盛事。

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扩张和影响，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认识了解与实际控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1784年，首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和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创办孟加拉国亚洲学及其会刊，成为英国东方学构建的开始。

在此背景下，1824年8月11日，皇家亚洲学会成立，通过讲演、会刊和其他出版物，调查研究与亚洲相关的科学、文学、自然产物等各种课题，并在香港、上海租界、日本横滨等城市陆续设立分会，极大推动了东方考古、手稿文献的研究，在知识领域内全面“复活”东方。

1850年代，皇家亚洲学会迎来了“伟大的楔形文字发现年代”，楔形文字的破译和研究激发学者们把亚述、巴比伦与更广泛的东方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其中尤以法国东方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巴比伦主义假说”影响较大。

1893年，英属印度政府决定由政府出资收购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文物。1894年，英国驻新疆喀什噶尔总领事、中英混血的马继业爵士通过和田的英国商人重金买到一批古文书，经德国印度学家奥古斯都·鲁道夫·霍恩雷破译，认为可能是用佉卢文、婆罗米文、藏文、汉文、回鹘文等九种文字书写而成的古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典籍，消息公布后，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阵“中亚探险热”：1896年，瑞典的斯文·赫定在新疆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俄国科学院也将组织探险队远赴新疆……

此时，霍恩雷对马继业古文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促使人们更加渴望对文书的出土地点和年代信息进行确凿的考证——谁能到那里去呢？这一次，命运眷顾了斯坦因。1900年5月31日，斯坦因率随从数人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出发，踏上了第一次中亚探险的旅程。此后又于1906年至1908年、1913年至1916年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探险。

第一次探险从斯利那加出发后，在和田，斯坦因雇用大量的“觅宝人”到和田北部的沙漠寻访古遗址，一天，一位觅宝人带来两片细小的壁画残片，上面有婆罗米文字符和一些浮雕躯体残片，斯坦因认为这些东西来自丹丹乌里克遗址，随后于1900年12月19日至1901年1月3日对那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根据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的介绍，共发现寺庙房屋15座、大量壁画、浮雕和人像，以及一些完整的汉文和婆罗米文文书，这些发现运往大英博物馆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传丝公主图》《鼠神图》《龙女图》三幅唐代木板壁画，被认为“价值连城”。

离奇的是，斯坦因离开后，丹丹乌理克就被黄沙再次掩埋，直到20世纪末，被我国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再次发现。

离开丹丹乌里克后，斯坦因发现了尼雅古城，此处遗址的保存更为完整，佛像、未打开的佉卢文书木牍、印度风格的纺织品、有着“特里同”风格的家具等等，应有尽有。那些佉卢文书木牍，有些是双面的，制作者将其分为两块，正面成行写着文书，背面封牍予以保护，避免有人私自打开。其中一块完整的封泥上是手持神盾和雷电的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用精心雕刻的阳文图章印上去，斯坦因著作《古代和田》的封面，使用的就是复原后的雅典娜形象。

第二次探险时，斯坦因再次来到尼雅遗址，在一座垃圾堆里发现了大量汉文竹简，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解读，竹简上的内容是送礼礼单，其中频繁出现的一种名为“琅玕”的礼物就是蜻蜓眼，是当时备受崇拜、为皇室贵族推崇的东西，人们相信其有辟邪的功能。据统计，我国出土的蜻蜓眼有1000颗左右，分布在全国18个省、自治区，时代跨度从春秋到西汉，原料既有源自西方的钠钙玻璃，也有中国本土的铅钡玻璃。

第二次中亚探险，斯坦因将足迹扩展至甘肃敦煌。抵达敦煌后，王圆箓道士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当数千件经书、绢画、丝织品运到英国后，文献部分入藏大英图书馆，绢画和丝织品则存放在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密室”里，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也来到敦煌，凭借懂汉语的优势，运走了更精良的敦煌典藏，接着，俄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来了，敦煌典藏几乎被瓜分殆尽。

虽然知道这一切，但1914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时候，还是再次来到敦煌，王道士把自己偷偷留下的一些经卷送给斯坦因，面对眼前这位虔诚、天真、有些无知的道士，斯坦因用500两银子买下了敦煌剩余的全部570份典藏。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最伟大的收获来自对楼兰遗址的重访。在楼兰遗址东北部六英里的高台上，斯坦因发现了一处墓葬群，墓坑呈方形，里面大多是散落在一起的人骨和大量丝绸，丝绸上既有传统的中国瑞兽纹、云纹、花草纹，也有菱形几何、花卉纹等有着浓郁的西亚希腊化地区特色的艺术风格，对中亚地区的编织文化产生过普遍影响。此外，斯坦因还清理出一片带人像的羊毛地毯残片，上面的图案为一张西方人的面孔。

在楼兰遗址LF区域台地上一座精心埋葬的坟墓里，斯坦因挖掘出五张保存良好、包裹着棺材的厚牛皮，棺材主要由胡杨木打造，棺盖用七块排列紧密的硬木板拼合而成，里面的男尸脸型较窄，鹰钩鼻，深目，身裹结实的粗麻制品，腰部衣服边缘有一小包折断的小树枝，脚穿皮靴，为典型的高加索印欧人种。这一发现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阵关于楼兰人种的讨论。

为展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和世界强国的地位，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和朋友亨利·科尔策划、促成了1851年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吸引600万观众前往参观，盈利18.6万英镑，其中大部分用来建造南肯辛顿博物馆（即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1857年，V&A建成开幕，从此时起到1900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很多精美的中国工艺品通过收藏家进入V&A。

维多利亚时代的收藏家，首次跳出西方艺术的范畴，认识到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他们的藏品，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历史价值也非常重要。

阿瑟·威尔斯是最早收藏中国玉器的西方人士。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数可观的玉器辗转流散到伦敦，中国玉器充斥着伦敦古董市场。威尔斯购买玉器选择标准完全以审美为出发点，制造年代反属次要。

19世纪末，V&A迎来一位重要的捐赠人乔治·素廷，其去世后，藏品中的中国陶瓷、青铜器具，以及其他古玩杂项等2500件归入V&A。素廷对远东漆器和中国陶瓷十分爱慕，尤其是清代瓷器，收藏数量多达千件以上，种类涵盖单色、五彩与青花。素廷对瓷器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脉络兴趣不大，而是认为一件作品的色彩、线条和装饰，惟有呈现出完美的平衡、韵律和协调，才称得上“杰作”。这种收藏标准的超越与局限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并通过伯灵顿美术俱乐部表现出来。

伯灵顿美术俱乐部成立于1866年，是当时英国重要的文化艺术团体，引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发展与工艺美术运动。工艺美术运动发起人约翰·拉金斯、画家詹姆斯·惠斯勒、但丁·罗塞蒂等人都是其成员。

当惠斯勒和罗塞蒂等人以艺术的方式推动青花瓷的流行时，他们的赞助人也参与到其中。利物浦船主弗雷德里克·莱兰曾送给罗塞蒂一件青花瓷，也曾邀请惠斯勒为他的餐厅进行装饰（即今保存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孔雀屋）。富有的银行家、惠斯勒的赞助人威廉·克莱维利·亚历山大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商人和艺术赞助人的收藏趣味，尤其是跨世纪的收藏特点。

1903年3月，《伯灵顿杂志》创刊。从创办之初，就对中国艺术保持着强烈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不但有卜士礼、宾庸、霍布森、韦利、叶慈、喜龙仁等一大批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最杰出的东方艺术学者和收藏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查尔斯·霍尔姆斯和罗杰·弗莱等主编也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霍尔姆斯曾预言在现实主义的可能性被耗尽之后，欧洲艺术的下一个运动很可能采取中国人在一千年前即已宣称的法则。

诗人、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劳伦斯·宾庸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观念“气韵”转化为西方形式美学中的“韵律”。1903年，随着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的混乱，宾庸从一位英军上尉手上购入《女史箴图》，成为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绘画瑰宝珍藏。

出生在英国利物浦的乔治·尤莫弗帕勒斯祖籍希腊，1822年，父母为躲避奥斯曼土耳其对希腊独立运动的希俄斯大屠杀，移居英国。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的各类文物中，英国收藏家偏爱陶瓷，但尤莫弗帕勒斯是个例外，陶瓷、青铜器、雕塑、玉器、绘画，他无所不收，很快就在20世纪10至20年代的数十年时间里，收藏了大量中国、日本、韩国、近东的陶瓷器物，1925年至1932年，尤莫弗帕勒斯共出版了11册藏品全集，无论是收藏规模还是藏品质量，当时都难有人与之匹敌。从审美角度而言，尤莫弗普勒斯还是推崇唐三彩艺术性的先驱。

不但如此，尤莫弗帕勒斯的收藏，超越了对物质的“占有”，除了自己家中那扇永远打开着的大门，众多藏品也经常借给当时有关中国艺术的各种展览：1910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的“早期中国陶瓷展”中，尤莫弗帕勒斯借出176件汉代至唐代的藏品；1914年，曼彻斯特艺廊举办的“中国工艺展”中，借出98件陶瓷藏品，占到全场展品的1/5；除短期借品，剑桥大学费兹威廉博物馆有104件尤莫弗帕勒斯的长期借品（1927年收回后捐赠给原籍希腊雅典的贝纳基博物馆）。

然而，世事难料，受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乌云的笼罩，尤莫弗帕勒斯的财务状况受到影响，为平衡运营收支，不得不出售藏品。由于他的藏品种类繁多且质量上佳，1934年至1935年，大英博物馆和V&A联合出资，以3:2的比例共以10万英镑价格买下其中多数精品并分藏两馆。

从鸦片战争到二战前夕，收藏中国古物的英国人虽多，但他们的藏品大多是在英国本地购买的，真正长途跋涉跑到中国一探究竟的是中国陶瓷收藏领域的传奇——帕西瓦尔·大维德。

大维德是犹太人，生于印度孟买，家族经营银行和纺织品生意。1927年到北京，结交清室善后委员会，购买了50件清宫旧藏（至今都是大维德基金会藏品中的核心收藏）；1927年至1929年，捐赠6264美元给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用于将御书房改建为宋元明瓷器专门展厅，100英镑用于购置御书房两侧厢房的展示柜；1929年至1941年期间，起码四次前往中国，并于1929年7月和北平故宫博物院合作，在紫禁城景阳宫举办了“宋元明瓷器展”。

回到英国后，1930年，大维德加入东方陶瓷学会，发表了《论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论汝窑》等文章，翻译了《格古要论》（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论述文物概述、名玩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同年，大维德捐赠500英镑，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设立了英国第一个中国艺术和考古学讲席，培养的人才中有后来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侯瓦德·韩思复和中国的考古学家夏鼐。1934年，霍布森出版了大维德的陶瓷收藏目录《帕西瓦尔·大维德爵士藏中国陶瓷目录》。

1935年11月28日，在大维德的倡议和积极促成下的伯灵顿宫“中国艺术国际展”开幕，事实上，在此之前，1925年阿姆斯特丹、1926年科隆、1929年柏林都曾举办过类似展览，只是此次展览的规模更大，参展方也更多元，当时的中国政府、法国的罗浮宫和美国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参与其中。

展品涵盖了来自中国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英国以及世界各地中国文物藏家的书画、陶瓷器、玉器、漆器、佛教雕刻、文房四宝等广泛门类，在长达14周的展览时间里，共有40多万观众参观，卖出图录108914册，带有插图的手册3486本，展览结束后，许多参展的藏家都慷慨地将其藏品捐赠或遗赠给大英博物馆。

二战后，大维德将藏品捐赠给伦敦大学，命名为“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美术馆”，并以“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名义，持续赞助对中国陶瓷的研究、教育和展示活动。与大英博物馆合并后，在大英博物馆为其开设了专门的展厅。